晚上八点，消失了整整九个小时的程御珩终于出现在了病房门口。

他摘了军帽，眉宇间带着浓重的疲惫和一丝未散的紧绷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复杂的愧疚。

“瓷雨，对不起。”他声音沙哑，“我答应了夏师长的临终托孤，要照顾好兮兮，我不能食言……”

我咽下喉间的苦涩，忍不住开口：

“军区保卫部门呢？心理干预小组呢？那么多人在场，非你不可吗？”

“她选择今天，在你婚礼的时候，用这种方式逼你出现，安的什么心思？”

“程御珩，我不是傻子。”

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握住我冰凉的手，声音涩然：

“瓷雨，夏师长对我恩同再造，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……这份托付比山还重。”

“就这一次，我求你，别把这事闹大，给兮兮造成不好的影响，行吗？我怕她的病，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”

我望着他眼底那份沉甸甸的、属于军人的“义”和男人的“责”，心脏像被一只铁手攥紧，疼得无法呼吸。

他不该求我的，他该跟我道歉。

人的第一反应骗不了人，他没想过我被丢在婚礼上的难堪,没第一时间问我为何住院,一开口，全是夏兮。

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无声砸在白色被单上，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。

我费了很大力气，才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
他明显松了口气，又道：

“兮兮知道我要结婚，情绪很不稳定……我们的婚礼，先推迟吧。”

“这段日子我先陪在他身边，带她接受系统治疗……等她情况稍微稳定点，大概三个月，就三个月，我们再把婚礼补上，好不好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