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沈家住了下来，像一个寄居在屋檐下的幽灵。

没过多久，爸爸就替我办好了转学手续，让我和沈安然进了同一所初中，甚至分在了同一个班。

这个安排，对我来说，是一种公开的酷刑。

沈安然就像天生会发光。

她是班长，成绩永远年级第一，舞蹈跳得好，钢琴弹得更好，性格温柔，脸上总是挂着乖巧的笑。

老师和同学都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她。

而我，是她的反面。

一个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的“姐姐”。

一个因为五年教育断层而成绩垫底的“插班生”。

沈安然会不动声色地向她的朋友们解释：

“我姐姐……她以前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事，性格比较孤僻，不太爱说话，大家别去打扰她。”

她话说得体贴又周到，却成功地在我周围砌起了一道无形的墙。

同学们看我的眼神，便从单纯的好奇，变成了带着怜悯的疏远。

于是，没人跟我说话，没人跟我玩。

我唯一能喘息的时间，是在画画的时候。

被关起来的那五年，一根捡来的树枝和门前一小片空荡荡的沙地，就是我唯一的玩具。

我学会在那片小天地里画画，画天上的鸟，画想象中的高楼，画记忆里妈妈模糊的脸。

画画，是我唯一能和自己对话的方式。

学校的美术课上，老师布置了一份作业，主题是《我的家人》。

我坐在座位上，对着一张雪白的画纸，迟迟无法下笔。

我的家人是谁？

是那对视我为一场灾难的父母，还是那个已经完美取代了我一切的“妹妹”？

画他们，我觉得虚伪。画我自己，又觉得悲哀。

最终，我画了一幅画。

画里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笑容。

只有一个瘦小的女孩，孤零零地坐在一扇紧闭的、看不到里面的大门前。

她的脚边，放着一只摔破的碗。

天上没有太阳，也没有月亮，只有一只灰色的鸟，正头也不回地飞向远方。

我没有给这幅画起名字。

交上去之后，我便忘了。

直到一个月后，这幅画意外地被美术老师选中，推荐去参加了全市的青少年绘画比赛。

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，老师没告诉我，家里也没人提起。

我以为它就和过去五年里我画在沙地上的无数幅画一样，一阵风吹过，就了无痕迹了。

直到那天放学，沈安然在校门口拦住了我。

她一向温和从容的脸上，第一次出现了混杂着愤怒和焦虑的情绪。

“沈晚舟，你跟我来！”

她几乎是拽着我的手腕，把我拉到了学校后面无人的小树林里。

然后，她猛地甩开我，从书包里抽出一张裱好的画，狠狠摔在我脸上。

画纸的边角划过我的脸颊，有点疼。

我低头捡起那张画，是我画的那一张。

只是在画的右下角，多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印章，上面刻着“一等奖”。

我的心脏，在那一瞬间，漏跳了一拍。

一种微弱的，几乎不敢辨认的，名为“希望”的情绪，像颗火星，在我死寂的心里倏地亮了一下。

他们……看到了吗？

爸爸妈妈看到我获奖了吗？

他们会不会……会不会因此，对我有一点点的改观？

我抓着画框，抬起头，小心翼翼地，甚至带着一丝乞求地问沈安然：

“妈妈……她说什么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