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只是病了，等病好了，一切都会回到正轨。

期间，林禾异常安静，没有哭闹，也没有争吵。

她只是在门缝里，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一些疯话。

“姐，你忘了你十二岁生日，爸偷偷带你去香港，在维多利亚港放了一整晚的烟花吗？”

“爸说是旅游公司抽奖抽中的。”我麻木地回答。

“那你还记不记得，初中时有校霸欺负你，第二天那个校霸就全家转学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？”

“那是他家自己的事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那你手腕上那道疤呢？为了救一只猫被车撞了，醒来就在全市最好的私立医院，主治医生是国外回来的专家。我们家付得起吗？”

“是肇事司机赔的！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

我的心，随着她说的每一件事，都像被针扎一样疼。

那些被我刻意遗忘的、与我们家庭条件不符的“好运气”，此刻全都被血淋淋地翻了出来。

我不敢深想。

我怕我想下去，我二十五年建立起来的世界观，会彻底崩塌。

就在我们约好医生的前一天晚上，林禾撬锁跑了。

她什么都没带走，只带走了那幅被她扯下来的十字绣。

我和爸妈赶回家时，只在桌上看到一张字条，字迹凌厉，透着一股疯狂的决绝。

“姐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”

“我把十字绣送去了‘宝阁’拍卖行。”

“明天下午三点，公开鉴定。”

“如果它一文不值，我自愿去精神病院，任凭你们处置。”

“但它的估价若超过一百万，他们必须告诉我所有的真相。”

我和爸妈赶到“宝阁”拍卖行的时候，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。

这里金碧辉煌，衣香鬓影，每一个人都衣着光鲜，与我们这一身朴素的装扮格格不入。

我们就像三只误入天鹅湖的丑小鸭，承受着四面八方投来的审视目光。

“一个破十字绣，能值什么钱？小禾就是疯了。”我爸压低声音。

我妈紧紧抓着我的胳膊，手心冰凉。

我看到林禾了。

她就站在最前排，穿着她最贵的那条裙子，背脊挺得笔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