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可能成为别有用心者攻击他的罪证，更可能为她招去灭顶之灾。在一个寒冷的雨夜，他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。他烧毁了所有她写来的信，那些被他反复摩挲、边角都已起毛的信纸，在火盆里蜷缩成黑色的蝴蝶，灰飞烟灭。

他托付给母亲（那时他们刚结婚不久）一件事：以她个人的、隐蔽的方式，确保苏雯的生活，但绝不能再与自己有任何明面上的关联。他还对母亲说了另一句话，一句像钉子一样楔入母亲心脏的话：“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了，别让她知道我是这么走的。

让她以为…我始终是那个值得她丈夫托付性命的团长。”母亲接过了这个沉重的托付，像一个沉默的哨兵。她动用了自己娘家所有能动用的、极其有限的关系，绕了无数个弯，甚至不惜典当了外婆留给她的唯一一枚金戒指，才勉强维持住了那条脆弱的、单向的供给线。

她模仿着父亲的笔迹（她曾因为崇拜而偷偷临摹过他的字），继续给苏雯写信，寄东西，只是落款不再是“李团长”，而是一个虚构的、“丈夫生前战友”的名字。她做得天衣无缝，甚至在父亲后来被解除审查、恢复名誉后，这条线依旧秘密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父亲害怕风波再起。母亲从未对苏雯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也从未在父亲面前提起过其中的任何艰难。她只是默默地做着这一切，守着这个由丈夫赋予她的、关于另一个女人的秘密。直到八十年代初，一切真正尘埃落定，父亲才重新恢复了与苏雯的直接联系。彼时，苏雯已在当地的妇联工作，生活终于安定。

父亲去看过她一次，以老领导慰问烈士遗属的名义。回来之后，父亲书房里的灯亮得更晚了。

他抽烟抽得越发厉害，咳嗽声常常撕裂夜的寂静。他变得更加沉默，书桌的抽屉也上了锁。

母亲什么都没有问。她只是在他咳得厉害时，默默端上一碗润肺的梨汤；在他深夜从书房出来时，客厅的灯总是暖的，桌上温着一杯解酒的浓茶。岁月就这样沉默地流淌。父亲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工作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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