楔子我叫张远，在加入“昆仑”之前，我是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最年轻的副研究员。

我曾以为宇宙间的一切声音，无论多复杂，最终都能被分解为一组和谐或不和谐的频率。

我相信数学，相信物理，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丈量一切，包括未知。

但在1981年的那个夏天，在成都，我遇到了那段童谣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知道，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声音，它不是用来“听”的，而是用来“改写”的。

它像一种思想的寄生虫，一旦钻进你的大脑，就会把鲜活、复杂的你，变成和它一样，简单、单调、永不终结的——循环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会做同一个噩梦。梦里，我站在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中，耳边只有单调的齿轮转动声。然后，一个没有脸的孩子开始唱歌。我拼命地想逃，却发现我的双脚被钉在原地，只能和它一起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首该死的童谣，直到永远。这是我的回忆，也是一份从未被记录在案的、关于“无终电台”的非官方供词。

一、不存在的坐标1981年6月，我奉命从北京紧急飞往成都。任务，是接手一个由地方无线电管理局上报的棘手案件。在成都的临时指挥部里，我见到了先期抵达的行动组长刘建军。他是个典型的军人，不苟言笑，递给我一份文件，上面印着鲜红的“绝密”戳印。“张工，你看看这个。”文件内容，就是后来我们都熟知的一切的开端：一个幽灵般的AM 719 kHz广播，一段循环播放的童谣，以及多名无线电爱好者出现的、诡异的精神异常。“认知循环障碍？

”我看着报告上的初步诊断，皱起了眉，“这个定义太模糊了。刘队，你见过那些受害者吗？

”“见过一个，叫李卫东。”刘建军的眼神里有一丝挥之不去的阴霾，“我和队员去他家勘查，他就坐在桌子前，一遍一遍地翻着一本书的第一页。我们叫他，没反应；推他，也没反应。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娃娃，只会做那一件事。他老婆说，他已经那样三天了。哦，对了，他嘴里还一直念叨着一句话。”“‘一只兔子镜子前’。

”我接口道。刘建军点了点头，给我点了根烟：“没错。最邪门的是，我的一个技术员，在那个房间里待了不到十分钟，出来就跟我说，他脑子里也开始响那首儿歌了。我当机立断，让他立刻撤离归队，现在正在隔离观察。”我的心沉了下去。

这不是简单的恶作剧或者敌特心理战，这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。“音频样本呢？

”我问。他指了指桌上的开盘式录音机。我戴上监听耳机，按下了播放键。

“滋——”一阵平稳的白噪音，背景里，有微弱的、仿佛来自很远地方的齿轮转动声。

那声音极有规律，像是某种古老钟表的机芯在运作。紧接着，那个毫无情感的童声响了起来。

“一只兔子镜子前，镜里镜外把头点……”只听了一遍，我就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

那声音太平了，平得不像人类。它没有呼吸，没有换气，每一个音节的长度和音高都精准得像是用示波器切割出来的。它不是在“唱”，而是在“广播”一段固定的音频信息。“……四下无人谁在念？

一只兔子镜子前……”当最后一句无缝衔接到第一句时，我立刻摘下了耳机。仅仅几十秒，那诡异的旋律就像用电烙铁一样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“怎么样？”刘建军问。

“是模因Meme。”我揉着太阳穴，吐出了一个当时还非常前沿的词汇，“一种信息传染源。这东西……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得多。”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带领的技术组开始了对信号源的定位工作。我们动用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移动监测车，在成都市区布下了天罗地网。无线电定位的原理很简单，就是三角定位法，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固定点同时接收到信号，就能根据信号强度的差异，计算出发射源的精确位置。但我们失败了。结果是荒谬的，是违背物理学常识的。第一天，我们的三组监测站同时将信号源指向了城南的邮电大楼楼顶。

但当刘建军带队全副武装地冲上去时，上面空空如也，连一根天线都没有。

而就在他们搜查的同时，我们的仪器显示，信号源在一瞬间，跳跃到了城西的人民公园。

“张工，你确定你的机器没问题？”刘建军在对讲机里的声音充满了怀疑。“刘队，我用我的人格担保，仪器绝对正常！”我死死盯着屏幕上那个代表信号源的光点，它就像一个幽灵，在成都的地图上肆意地漫步。上午它还在春熙路的一家百货公司，下午就跑到了杜甫草堂的池塘里。我们追踪了整整一个星期，进行了超过两百小时的信号追踪。最终，我不得不面对一个让我自己都感到恐惧的结论——信号源没有固定的物理坐标。

它不遵循任何已知的无线电波传播规律。

它更像是一个……一个在地图上随机出现的“坐标点”，而不是一个实体发射器。

在6月20日的研究日志里，我第一次写下了那个词：“幽灵信号”。我们面对的，可能根本不是一个“电台”。二、思想的寄生虫定位工作陷入僵局的同时，模因的污染却在悄无声息地蔓延。我们团队里，第一个出事的是负责音频分析的技术员小赵。

他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工作很拼，为了分析那段童谣的音频结构，他连续三天都泡在音频实验室里。我们当时都太大意了，以为只要不长时间、高强度地去“听”，就不会有问题。第四天早上，我去找他要分析报告。

实验室里没人，只有一台录音机还在不知疲倦地转着圈，耳机扔在桌上，里面漏出微弱的童谣声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立刻去找人。最终，我们在基地的备用高压配电室里找到了他。他正站在一排巨大的变压器前，手里拿着纸和笔，挨个去数机器外壳上的固定螺丝。他的表情异常专注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对我们的到来毫无反应。我们把他强行拉了出来。在隔离室里，他清醒了一些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他告诉我们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那里，只是“脑子里总有人让他去数一数机器上的螺丝，说数清楚了就能下班”。

我看着他因为恐惧而颤抖的双手，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“信息病毒”的恐怖。

它不是让你产生幻觉，不是让你发疯，而是给你植入一个简单、明确、且看似无害的“指令”，然后让你像执行程序一样，一遍又一遍地去完成它。这就是李卫东的“翻书”，赵铁军的“踱步”，以及小赵的“数螺丝”。他们的行为被“格式化”了，陷入了某种无法挣脱的单一循环。

在6月28日的日志里，我正式将其命名为“II级模因危害”。它像思想的寄生虫，一旦感染，就会将宿主的复杂思维，改写成和它自身一样的、简单的、无尽的循环。

它在“同化”我们。从那天起，指挥部的气氛变得异常压抑。

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。一个不经意的重复动作，一句无意识的哼唱，都会引来同伴警惕的目光。我们像一群走在雷区里的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到那颗看不见的地雷。

我和刘建军紧急制定了严格的防护措施：所有接触原始音频样本的人员，必须轮班，每次不得超过10分钟；所有外出执行任务的人员，回来后必须接受至少24小时的隔离观察和心理评估。但已经晚了。

我们团队里超过半数的人员，都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幻听和强迫行为。

有人开始反复擦拭自己的水杯，直到把搪瓷都磨掉；有人开始固执地按照笔画顺序摆放自己的工具。这些行为都极其微小，但在我们眼中，却像是癌症的早期病变。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。

我们对抗的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，它无孔不入，甚至就藏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。7月5日，我向总部发出了紧急报告，申请对所有项目组成员进行心理评估和隔离轮换。

我不知道这份报告递上去，我们这个项目组，还能剩下几个人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对着成都地图发呆。地图上，被我们标记出的上百个信号源伪坐标，像一片杂乱无章的星图。我试图从中找出规律，但一无所获。疲惫不堪中，我趴在桌上睡着了。我做了一个梦。梦里，我又回到了音频实验室，戴着耳机，听着那段童谣。和现实不同的是，这一次，我听到了那个唱歌的孩子的声音。

他就在我耳边说：“你看，宇宙的尽头，就是最简单的循环。你们太复杂了，所以你们会痛苦，会死亡。变得和我们一样吧，就不会再有烦恼了。”我猛地惊醒，浑身都是冷汗。窗外，天还没亮。我冲到水龙头前，用冷水一遍遍地冲着自己的脸。

我看着镜子里那张苍白、憔悴的脸，一个可怕的念头第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如果这个信号源，根本就不存在于我们的物理空间呢？它是一个“幽灵信号”，一个来自未知维度或层级的“投影”。我们无法追踪一个投影，更无法摧毁一个不存在的东西。唯一的办法，就是“盖住”它。

三、黄钟计划我的假设在总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。经过几天的紧急研讨，我的导师，科学院的钱院士，亲自打来电话。“小张，你的想法很大胆，但不是没有可能。

”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沉稳，给了我巨大的安慰，“如果敌人不在我们的战场上，我们就不能用常规武器去打。既然无法‘摧毁’，那‘屏蔽’和‘隔离’，就是唯一的选择。

”他的话，肯定了我的方向。7月16日，在成都临时指挥部，我向上级领导，代号[■■■]的那位老人，正式提出了我的方案。“我将其命名为‘黄钟计划’。

”我指着地图，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，“黄钟，古之正音。正音响，则淫声消。

既然我们找不到那个发出‘淫声’的源头，我们就直接毁掉它传播的‘路’！

”“具体怎么做？”[■■■]的目光锐利如刀。“双管齐下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“第一，‘压制’。我们在成都建立一个超大功率的干扰广播站，就针对AM 719 kHz这个频段，进行全天候、无差别的强噪声压制。

用巨大的、毫无意义的白噪音，像一场信息暴雪一样，彻底淹没那段童谣。

让所有收音机在这个频段上，除了‘沙沙’声，什么都听不到。”“第二，‘移除’。

”我继续说道，“压制治标不治本。我们必须从根源上，让民众失去接收这个信号的能力。

我建议，联合地方工业、商业部门，以‘消除敌特广播影响，保障国防安全’为由，对全省范围内的存量及在售收音设备，进行强制性的技术改造和升级。在生产线上，就直接物理移除AM 719 kHz这个频段的接收模块。让未来的所有收音机，都变成‘聋子’，永远听不到这个频率的声音。”会议室里一片死寂，只有刘建军粗重的呼吸声。“这……这工程量和动静也太大了。”他首先打破了沉默，“全省的收音机都要改造？怎么跟老百姓解释？这不成了一场运动了？”“代价很大，但我们别无选择。”我看着[■■■]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我们面对的不是常规敌人，而是一种可以无限传播的思想瘟疫。如果不彻底切断传播途径，今天在成都，明天就可能在北京，在全国。到那时，代价将是我们无法承受的。”[■■■]沉默了很久，他用手指缓缓地敲击着桌面，整个会议室里的人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最后，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。“那就这么定了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，“就按‘黄钟计划’执行。所有受害者，统一收治于第三疗养院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