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生的第一秒，我哥江建军那蒲扇大的巴掌就扇了过来。他说要把我卖三十块钱，给他换个媳妇。我看着他满是贪婪的眼睛，心里想的却是，农场的改造指标，好像还差三个。

我叫江夏，上一世，我就是被这么卖掉的。换来的钱给我哥娶了媳妇，而我被换到邻村一个酒鬼家里，白天干活，晚上挨打，不到两年就被活活折磨死了。我死后，厂里发的抚恤金，我爸妈领了，高高兴兴地给我弟江建业买了台崭新的自行车。

我像个孤魂野鬼，飘在他们身边，看着他们花着我的卖命钱，住着我分的房子，心安理得，没有半分愧疚。他们说，丫头片子，早晚是别人家的人，能给家里换点东西，是她的福分。

最后，我是活活气散的。再睁眼，就是江建军的巴掌。脸火辣辣地疼，提醒我这不是梦。

我妈王桂芬在旁边帮腔，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：“你哥说得对！你一个女娃，读那么多书有啥用？那份纺织厂的工作，就该给你弟！你弟可是咱们江家的根！

”我爸江解放蹲在墙角，抽着旱烟，闷声闷气地补了一句：“听你妈和你哥的。”一家人，整整齐齐。还是熟悉的配方，还是那股子让人作呕的味儿。上一世，我哭过，求过，甚至绝食过。换来的是更狠的毒打和一碗掺了安眠药的稀饭。醒来时，人已经在那个酒鬼家的土炕上了。这一世，我不哭了。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脸上的疼，远不及刻在魂里的疼。我看着眼前这三个所谓的亲人，他们不是人，是趴在我身上吸血的蚂蟥。对付蚂蟥，不能用眼泪，得用盐，或者用火。“工作可以给弟弟。

”我开口，声音很平静。江建军和王桂芬的眼睛瞬间就亮了。“彩礼的钱，我也认。

”我继续说。江建军咧开嘴笑了，露出一口黄牙：“这才像话！

”王桂芬也满意地点头：“早这么听话不就得了？非要挨顿打！”我低下头，遮住眼睛里的冰冷。我说：“但是，你们得给我一天时间，让我跟厂里交接一下，跟朋友道个别。”他们以为我认命了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毕竟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鸡，什么时候杀，怎么杀，都由他们说了算。他们不知道，这只鸡，带着地狱的火，重生了。我转身回了自己那个不到五平米的小屋，关上了门。

屋里一股霉味，一张木板床，一个破箱子，就是我的全部家当。我没哭，也没收拾东西。

我从箱子最底层，翻出一个作文本，撕下中间最干净的一页纸。又找出半截铅笔头，一笔一划地在纸上写字。写的不是遗书，是一封匿名举报信。我们家，能在这片儿过得比别人家滋润，全靠我爸江解放。他不是靠工资，是靠“手艺”。

他是供销社的采购员，手脚很不干净，经常利用职务之便，把紧俏的白糖、布料、的确良，偷偷倒卖给黑市的二道贩子。我哥江建军，就是他的帮手，负责送货和收钱。这事儿，他们干得小心翼翼，自以为天衣无缝。上一世，他们靠着这个，一直活到了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后还成了第一批发家的人。可惜，他们忘了，我也是这个家的一员。

他们每一次分钱时那副得意的嘴脸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我把他们倒卖的时间、地点、交易对象、货物数量，写得明明白白。甚至连他们藏钱的地窖，都画了张简易的地图。写完，我把信纸折好，揣进怀里。我需要等待一个时机，一个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时机。2第二天一早，天蒙蒙亮。王桂芬就来砸我的门，嗓门大得像村口的广播：“死丫头，快起来做饭！一家子还等着吃饭呢！”我开了门，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。淘米，生火，拉风箱。动作熟练得像个机器人。饭桌上，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，一碟黑乎乎的咸菜。江建军和江建业面前，却藏着一个煮鸡蛋。这是这个家雷打不动的规矩，鸡蛋，只有男人能吃。

王桂芬把一碗最清的粥推到我面前，眼睛防贼似的盯着我：“喝完赶紧去厂里把手续办了，别耍花样。”江建军剥着鸡蛋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还有那三十块钱，我跟马家的已经说好了，今天就把人领走。你下午最好老实点。”我没说话，一口一口地喝着粥。胃里暖和了，心却更冷了。吃完饭，我换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拿上厂里的工作证，出了门。

王桂芬不放心，让江建业跟着我。我那个十五岁的弟弟，跟在我身后，一脸不耐烦，好像我是什么丢人的东西。我没去纺织厂，而是绕了个方向，走到了镇上的邮局。

江建业在门口不耐烦地催：“你来这干啥？赶紧去厂里啊！”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很平静，却让他莫名地打了个哆嗦。我说：“我给朋友寄封信，不行吗？

”他嘟囔了一句“快点”，就靠在门口的墙上，没再跟进来。我走到柜台，买了一个信封，一张邮票。我把那封举报信塞进去，用浆糊仔仔细细地封好口。在收信人那一栏，我写下了六个字：革委会，治安组。寄信人地址，我空着。我把信投进绿色的邮筒里。

那“哐当”一声轻响，在我听来，是这个家倒塌的第一声回音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慢悠悠地晃到了纺织厂。江建业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见我出来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

我在厂门口站了很久，看着那块写着“红星纺织厂”的牌子。上一世，我在这里干了五年，每天勤勤恳恳，每个月的工资，一分不留地交给王桂芬。我死后，他们拿着我的抚恤金，过上了好日子。从今天起，这里，只属于我一个人。回到家，已经是中午。

江建军和王桂芬见我回来了，立刻把我拉进屋里。“手续呢？”我拿出一张盖了章的表格。

那是我早就准备好的，一张请假条。我说：“厂长说，我是正式工，不能说让就让。

得走流程，最快也要明天。”江建军一把抢过去，他斗大的字不识一筐，看了半天也看不懂，只认得上面的红章。他骂骂咧咧地说：“他妈的，真麻烦！”王桂芬也说：“行了，明天就明天。反正你也跑不了。”她话音刚落，院子的大门，被人“砰”的一声，从外面踹开了。几个穿着制服，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人，一脸严肃地冲了进来。

领头的是治安组的张组长，他手里拿着一张纸，厉声问道：“谁是江解放？

”我爸江解放吓得手里的烟袋都掉了，哆哆嗦嗦地站起来：“我……我是。

”张组长晃了晃手里的纸：“江解放，江建军，你们被人举报搞投机倒把，跟我们走一趟！

”3我爸和我哥的脸，瞬间就白了。那种白色，就像墙上那层快要脱落的石灰，干瘪，又绝望。“误会！这绝对是误会！”王桂芬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扑上去就想抱张组长的大腿，被旁边的人一把推开。“是不是误会，跟我们回去说清楚！”张组长一脸的铁面无私，他一挥手，“搜！”几个人立刻冲进了屋里。很快，就有人从我爸妈的床底下，拖出了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。一打开，里面全是花花绿绿的布票和几包没开封的红糖。

王桂芬的哭嚎声，一下子卡在了喉咙里。张组长看都不看，又问：“信上说，还有一个地窖，在哪？”我爸的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了地上。地窖的入口，就在厨房的灶台下面。

那是他们以为最安全的地方。治安组的人掀开沉重的石板，一股霉味混着钱的味道就涌了出来。没一会儿，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，被抬了上来。

当着所有人的面，箱子被撬开。里面，是一沓又一沓的钞票，有一块的，有五块的，有十块的。旁边，还有一个小本子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账。铁证如山。我爸江解放，像一条被抽了筋的狗，趴在地上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哥江建军，还想嘴硬，吼着：“谁！

是谁他妈的害老子！”他的眼睛，像刀子一样，在院子里扫了一圈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

我没躲，平静地看着他。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怀疑，但随即又被他自己否定了。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个任他拿捏的软柿子，懦弱，无能，怎么可能有这个胆子。张组长懒得听他废话，直接一挥手：“带走！”制服人员像抓小鸡一样，把我爸和我哥押了起来。

王桂芬疯了一样地扑上去，又哭又骂，抓着江解放的衣服不放。张组长皱了皱眉，对旁边的人说：“这个女同志，作为共犯家属，思想很有问题，一起带走，好好教育教育！

”于是，王桂芬也被押了起来。他们一家三口，被推搡着往外走。院子门口，早就围满了看热闹的邻居。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，停在巷子口。我爸，我哥，我妈，像三条死狗一样，被粗暴地推上了卡车的后车斗。王桂芬还在撒泼打滚地咒骂，骂这个，骂那个，骂不得好死。江建军则用淬了毒的眼神，死死地盯着我，仿佛要在我身上剜下两块肉来。只有我爸江解放，他抬头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天，突然嚎啕大哭起来。那是真正的，带着恐惧和绝望的哭声。卡车发动了，突突地冒着黑烟。

就在这时，我慢慢地，走进了厨房。我从米缸最底层，挖出了一小袋他们藏起来的白面。

这是他们准备过年才吃的。我舀了两大勺，和了面，揉成团。然后生火，烧水，把白面馒头放进锅里蒸。当他们被押上前往农场的卡车，在全院人的注视下，渐行渐远时，我正坐在自家的门槛上，吃着热腾腾的白面馒-头。白面的甜味，混着蒸汽的热度，在嘴里化开。我一口一口，吃得很慢，很认真。院子外，卡车的轰鸣声和王桂芬的咒骂声，越来越远，最后，都消失了。世界，终于安静了。4送走了那三尊瘟神，这个所谓的“家”，第一次让我感到了安宁。屋子里还残留着被翻找过的狼藉，和我妈王桂芬身上的那股汗酸味。

我没急着收拾，而是先回自己屋，把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关好，闩上，然后结结实实地睡了一觉。这一觉，我睡得天昏地暗。没有梦，没有上一世临死前的挣扎，也没有这一世开局的巴掌。就像一块被扔进深海的石头，不断下沉，四周是无边的黑暗和寂静。醒来时，已经是第二天下午。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斑。我饿了。我爬起来，走到厨房。

锅里还剩下半个我昨天蒸的白面馒头，已经冷了，硬邦邦的。我没热，就着凉水，一口一口地啃了下去。吃饱了，才有力气干活。我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把这个家里所有属于他们的东西，都清理出去。我爸的烟袋锅，我妈的针线筐，我哥那双沾满了泥的臭皮鞋，我弟的弹弓和玻璃球……所有的一切，我都打包扔到了院子外的垃圾堆里。然后是他们的床铺。被子又潮又硬，散发着一股经年不散的霉味。我把被褥全部卷起来，扔了出去。只留下光秃秃的床板。

整个过程，我心里没有半分波澜。不像在扔掉家人的东西，更像是在清理一间很久没人住，已经长满蛛网和灰尘的凶宅。干完这一切，屋子一下子变得空旷起来，也亮堂了许多。

我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，让阳光和风灌进来，吹散那些属于过去的，令人窒-息的味道。

我正忙着，院门口探进来一个脑袋。是住在对门的邻居，孙大娘。孙大娘是个好人。上一世，我被我哥打的时候，只有她敢冲过来骂两句。虽然没什么用，但我记着这份情。

“小夏……你……你还好吧？”孙大娘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

她显然是听说了昨天发生的事。我停下手里的活，对她笑了笑。那可能是我重生以来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笑容。“孙大娘，我没事。好得很。”孙大娘欲言又止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你爸妈他们……唉！你一个女孩子家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”“有手有脚，有工作，饿不死。”我回答得很干脆。我把孙大娘请进屋，给她倒了碗水。

她看着这“家徒四壁”的景象，眼圈都红了。她说：“有啥难处，跟大娘说。

别一个人硬扛着。”我点点头，没说话。我知道她是好心，但我这辈子的路，注定只能一个人走。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悯，对我来说，都可能是新的枷锁。送走孙大娘，我把院门从里面插上。接下来，是处理那份工作。我拿着请假条，去了红星纺织厂。

人事科的刘科长认识我，也听说了我们家的事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“江夏啊，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这工作……”“刘科长。”我打断了他，“家是家，我是我。

我是厂里的正式工，我是清白的。工作，我会好好干。”我的语气很平静，但很坚定。

刘科长愣了一下，他大概没想到，这个平时在厂里闷声不响，看起来有些懦弱的小姑娘，能说出这样的话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点了点头：“行。那你先回去休息两天，调整一下。

等你回来，好好上班。”我拿到了我应得的假期，也保住了我的工作。离开厂子，我没直接回家。我揣着身上仅有的一块五毛钱，去了一趟供销社。我没买别的，只买了一把新的大锁。回到家，我把那把崭新的大锁，牢牢地锁在了院门上。从今天起，这个院子，这三间房，姓江，但只属于我江夏一个人。5休息了两天，我重新回到了纺织厂。

一进车间，我就感觉到了无数道目光，像针一样，从四面八方扎过来。有同情的，有好奇的，但更多的是幸灾乐祸。“看，那就是江夏。”“啧啧，真可怜，一家子都进去了。

”“可怜啥？我听说她爸妈就是因为她才被抓的，这是个扫把星！”“还来上什么班啊，要我早没脸见人了。”这些议论，不大不小，刚好能传进我的耳朵里。我没理会。

我走到自己的那台纺织机前，检查机油，清理棉絮，穿线，开机。动作一气呵成。

机器的轰鸣声，很快就淹没了那些闲言碎语。对我来说，这些声音，远没有上一世我哥的巴掌，和我妈的咒骂来得刺耳。我的工作，是车间里最累的挡车工。

需要不停地来回走动，眼疾手快地接上断掉的纱线。一天下来，腿都不是自己的。以前，我干活总是有些心不在焉，因为心里总惦着家里的事。今天，我却感觉格外地专注。

我的世界里，只剩下机器的节奏，和纱线在指尖穿梭的触感。车间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姓李，大家都叫她李主任。她是个严厉的人，但心不坏。她背着手，在我身边转了两圈，看着我熟练地操作，眼神里的审视，慢慢变成了些许的认可。快下班的时候，李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“江夏，家里的事，都处理好了？”“嗯。”“有什么困难吗？

”“没有。”李主任看着我，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。但日子总得过下去。

好好干，厂里不会亏待你的。”我点点头：“谢谢主任。”回去的路上，我路过孙大娘家。

她正在门口择菜，看见我，连忙招手。“小夏，下班了？”她塞给我两个热乎乎的窝窝头，“刚出锅的，快拿着。”我没要。我说：“大娘，我吃过了。”孙大-娘非要塞给我，我退后了一步，摇了摇头。“大娘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但真的不用。我自己能行。

”我转身走了。我能感觉到孙大娘在我身后失落的目光。不是我不知好歹，是我不敢再接受任何人的善意。上一世，我的每一次心软，换来的都是更深的伤害。这辈子，我不想再欠任何人。回到我的那个“家”，我把门锁好。晚饭，是车间食堂带回来的一个馒头，和一碗白开水。我吃得很慢。空荡荡的屋子里，只有我自己的咀嚼声。很安静。以前，这个时候，屋子里总是吵吵闹闹。

我妈在骂我饭做得不好，我哥在吹牛他今天又跟谁打了架，我弟在哭闹着要糖吃。而现在，一切都消失了。我突然觉得，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。平静，安宁，只属于我自己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过得像一台精密的钟表。上班，下班，吃饭，睡觉。两点一线，规律得可怕。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。我研究机器的构造，琢磨怎么能提高效率，怎么能减少断线率。一个月后，车间的生产评比，我拿了全车间第一。

李主任在大会上公开表扬了我，还给我发了两块钱的奖金和一张奖状。

我拿着那张红色的奖状，站在台上。台下，那些曾经议论我的人，眼神都变了。从幸灾乐祸，变成了惊讶和一丝说不清的敬畏。我没觉得多高兴。这只是第一步。我不仅要活下去，还要活得比所有人都好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离了那些吸血的蚂蟥，我江夏，能活成一棵参天大树。6奖金和工资发下来，我的手头一下子宽裕了些。我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买吃的，也不是添置新衣服，而是去废品站，淘了一堆旧报纸。从六十年代末到现在的，只要能找到的，我都买了回来。晚上，我就着昏暗的灯光，一张一张地看。别人看报纸，是看新闻，看社论。我看报纸，是找“未来”。我知道，再过不到两年，那场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高考，就要恢复了。上一世，我就是因为家里不让，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一辈子窝在纺织厂，最后被当成货物卖掉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错过。

我要考大学，我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去一个没有任何人认识我的地方，开始全新的生活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要重新捡起那些被我扔掉了十多年的课本。我把初中和高中的课本，从废纸堆里一本一本地找了回来。很多都已经残破不全，散发着霉味。我就用纸糊上，一页一页地抚平。白天，我是纺织厂最出色的挡车工。晚上，我是这间小屋里最刻苦的学生。

这种日子很苦，但也很快乐。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我自己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，我正在一点一点地，把我人生的主动权，从别人手里，夺回到自己手里。

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给我带来了关于那个“家”的消息。是孙大娘的儿子，他在县里的派出所工作。

那天他回家探亲，被孙大-娘拉着，特意到我家来了一趟。“江夏姐。”他有些拘谨地叫我。

他告诉我，我爸江解放，因为涉案金额巨大，性质恶劣，被判了十五年，送去了西北的劳改农场。我哥江建军，作为从犯，判了十年，跟他在一个地方。

而我妈王桂芬，因为是家属，没有直接参与，被判了三年劳动教养，就在本省的女子农场。

“西北的农场，条件很苦。”孙大娘的儿子说，“冬天零下二三十度，夏天风沙大得能埋人。

你爸和你哥，这辈子，算是毁了。”我没什么表情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

他又说：“你妈在的那个农场，倒是没那么苦。就是每天都要干农活，还要参加思想学习。

听说她刚去的时候，天天撒泼打滚，后来被关了几天禁闭，就老实了。

”我能想象出那个画面。王桂芬，一个在家里作威作福了一辈子的人，被人像牲口一样管着。

一定很有趣。孙大娘看我没什么反应，捅了捅她儿子：“你快说说那个建业。”“哦，对。

”她儿子说，“你那个弟弟江建业，因为未成年，没被处理。现在送去了工读学校，每天除了学习，也要参加劳动。”工读学校，就是管教问题少年的地方。很好。一家四口，一个没落下，都有了光明的未来。送走了孙大娘母子，我一个人坐在屋里，想了很久。

我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快意。也没有任何的同情。我的心里，就像一片平静的湖水，没有风，也没有涟漪。他们是死是活，是苦是甜，都与我无关了。他们对我来说，已经不是“家人”了，只是一段需要被删除的，肮脏的过去。现在，这段过去，已经被清理干净了。我的未来，也终于变得清晰起来。7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厂里关于我的流言蜚语，渐渐平息了。实力，是最好的通行证。我连续三个月拿下生产标兵，李主任甚至开始考虑，要不要把我调到技术岗，培养成一名维修工。这在全是女工的纺织厂，是想都不敢想的荣耀。但我知道，我的未来，不在这里。我所有空余的时间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