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宁远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，我希望能投生在一个富足安稳的家庭里面，不必是钟鸣鼎食，只需寻常的温暖与平和便好。而不是像现实这样，降落在西南腹地这个被群山紧紧包裹的偏僻小山村。山是眉峰聚，也是困住一代代人目光的牢笼。我的童年，在记忆的滤镜下，大部分时光是明亮而野性的。

田埂边抓青蛙，溪流里掏龙虾，甚至敢用树枝挑衅草丛里迅捷如闪电的“辣条”。

大自然的馈赠与残酷，是我最初的启蒙课本。那时的苦，被孩童纯真无忧的天性稀释，沉淀下来的，多是趣事。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，清晰得像用刀刻在脑海里，发生在十一岁那年的寒冬。年关将近，空气里弥漫着节日的期盼与忙碌，家里要杀年猪了。

那头猪是全家一年的心血，是重要的经济来源，也是未来一年餐桌上油水的保障。

父亲远在沿海的工地上，未能归来。按猪是个需要力气和胆量的活儿，必须请壮实的帮手。

于是，爷爷奶奶请来了我爸儿时的伙伴，老马叔。说来也巧，老马叔那时刚好从外地回来。

在这个信息靠脚步与口耳相传的村庄，谁家来了客，谁家出了事，像风一样，一夜之间就能灌满每户人家的窗棂与院落。他回来的消息，第二天就已家喻户晓。

老马叔来了，穿着一件半旧的皮夹克，脸上带着在外奔波的风霜，却也挂着村里人常见的、憨厚而略显局促的笑容。他和我爷爷奶奶寒暄几句，便利落地挽起袖子上手。猪的嘶叫声尖锐地划破了山村冬日的宁静，那声音里充满了对命运最后的抗争，也像一道无形的界限，残忍地标记着我天真童年某个阶段的彻底结束。事毕，白色的蒸汽混合着血腥气在冷空气中升腾。按规矩，主家要留帮忙的人吃饭。

奶奶在围裙上反复擦着手，热情而恳切地招呼。老马叔咧开嘴，露出一排被香烟熏得焦黄的牙齿，连连摆手，声音洪亮却带着刻意的推辞：“不了不了，太客气了，我妈还等着我回去做饭哩！”这话一出，在场帮忙收拾的邻里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