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我叫周茹。在上海，我是杰西卡。杰西卡活在一尘不染的写字楼里，呼吸着中央空调过滤后的空气，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穿梭在玻璃幕墙之间，口中谈论的是数百万的融资和下一季度的KPI。

我的世界由精准的数字、冷静的逻辑和永不停歇的咖啡因构成。那里没有过去，只有未来。

而周茹，是那个被我锁在心底，埋在故乡尘土里的名字。她属于一个阴暗潮湿的老房子，属于一个永远在争吵和哭泣的家庭，更属于一个我花了二十五年时间，拼命想要逃离的男人——我的父亲，周建国。所以，当母亲的电话在周一清晨的例会上响起时，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按下了静音。屏幕上，“妈”这个字像一根针，扎在我紧绷的神经上。我若无其事地继续着我的PPT演示，直到会议结束，才躲进消防通道，回拨了过去。“喂，妈。

”我的声音冷静得像是在跟客户沟通。电话那头是母亲压抑的、带着哭腔的喘息。

“茹茹……你爸……你爸他住院了。”我的心猛地一沉，但随即涌上来的，却不是担忧，而是一股熟悉的烦躁。“又喝酒了？这次是胃穿孔还是酒精中毒？

”这是我能想到的全部可能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周建国的人生，就是由一场场酒局和一次次进医院串联起来的。他身上的味道，永远是劣质白酒和烟草的混合，偶尔，会添上一缕医院消毒水的清冽。

“不是……”母亲的声音哽咽了：“是脑溢血，突然就倒下了。医生说，很危险。”脑溢血。

这三个字像一颗炸弹，在我精心构建的世界里轰然炸开。玻璃幕墙碎裂，KPI报告化为飞灰，只剩下那个叫周茹的女孩，站在一片废墟里，手足无措。

我请了有生以来第一个长假。在收拾行李时，我看着镜子里那个妆容精致、眼神疏离的女人，感到一阵恍惚。我要回到那个我发誓再也不回去的地方了。

那个充满了争吵、贫穷和失望的家。回去面对那个，我怨恨了二十五年的父亲。

第二章从上海到我们那个十八线小城的绿皮火车，要开上十几个小时。我没有买到卧铺，只能挤在硬座车厢里。空气中弥漫着泡面、汗水和不知名脚臭的混合气味，这一切都让我感到生理性的不适。我靠在冰冷的车窗上，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，像是我拼命想要甩掉的过去，此刻却以一种无可阻挡的姿态，汹涌而来。我对父亲的怨恨，并非始于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由无数个细碎、黏稠的瞬间累积而成。我记得，五岁那年，我发高烧，母亲抱着我，在寒风里等了半个多小时，才等到喝得醉醺醺的父亲骑着他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回来。他满身酒气，眼神涣散，甚至没看我一眼，就摇摇晃晃地进了屋，一头栽在床上。那天晚上，是母亲一个人，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镇上的卫生院。我趴在母亲单薄的背上，听着她的喘息和压抑的哭声，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“指望不上”。我记得，小学开家长会，别的小朋友都有父母陪着，只有我的座位旁边是空的。老师在讲台上表扬我考了第一名，我回头望向门口，期望能看到那个身影。直到家长会结束，他都没有出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又被牌友叫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对他抱有任何期待。学校的“家长”一栏，我填的永远是母亲的名字。我记得最清楚的，是初中那年。母亲为了给我攒学费，白天在纺织厂上班，晚上还接一些缝纫的零活。那天她低着头在缝纫机前忙碌，父亲喝醉了回来，因为一点小事就和母亲吵了起来。他说母亲是黄脸婆，说这个家让他喘不过气，说他这辈子就是个失败者。我冲出房间，挡在母亲身前，对他吼道：“你不喜欢这个家，可以走啊！”他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那是我第一次在他眼中看到一种混杂着愤怒、痛苦和绝望的神情。他最终什么也没说，摔门而出。那一夜，他没有回来。母亲抱着我，哭得浑身发抖，她说：“茹茹，你别恨你爸，他心里苦。”我当时不懂，一个男人，自己不求上进，把生活过得一团糟，有什么资格说苦？

他的苦，难道比得上母亲日夜操劳的苦？比得上我因为交不起补课费而被同学嘲笑的苦？

从那天起，我便下定决心，一定要离开这里。我要去一个没有周建国的地方，过一种和他截然相反的人生。我要成功，要光鲜，要让所有人都看得起我，更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我做到了。我考上了名牌大学，留在了上海，进了一流的公司。

我把母亲接到上海住过一段时间，但她总说不习惯，没几天就回去了。我知道，她放不下父亲。这个认知让我感到无力和愤怒。我无法理解，母亲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男人不离不弃。火车“哐当哐当”地响着，敲打着我混乱的心。

我闭上眼，试图将这些灰暗的记忆驱逐出去。第三章当我拖着行李箱，风尘仆仆地赶到市人民医院时，母亲正坐在重症监护室外的长椅上，背影佝偻得像一片被霜打过的叶子。不过几天未见，她仿佛苍老了十岁。“妈。”我走过去，轻轻地叫了她一声。她抬起头，看到我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泪水。“茹茹，你回来了……”我把她揽进怀里，拍着她的背。她在我怀里无声地颤抖，仿佛要把积攒了半辈子的委屈和恐惧都哭出来。我的心也跟着一抽一抽地疼。

我对父亲的所有怨恨，在看到母亲这副模样时，都转化成了对她深切的心疼。“医生怎么说？

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。“还在观察，没脱离危险期。”母亲擦了擦眼泪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缴费单递给我。“医院催着缴费了，我……我手头的钱不够。

”我接过那张皱巴巴的单子，上面的数字让我心头一紧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拿出手机，当场就把钱转了过去。“钱的事你别担心，有我。”那一刻，我心中甚至升起一丝扭曲的快慰。看，周建国，你这个失败了一辈子的男人，最终还是要靠你最看不起的女儿来拯救。你那些酒肉朋友呢？你的牌友呢？

在你躺在这里生死未卜的时候，他们又在哪里？透过重症监护室厚厚的玻璃，我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。他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，脸上戴着呼吸机，曾经那张总是因为酒精而涨红的脸，此刻一片灰白。他闭着眼睛，毫无生气，像一件被随意丢弃的破败家具。我记忆中那个虽然不务正业，但至少还算高大的男人，那个会因为我一句话而暴怒摔门的男人，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副模样？我的心，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，又酸又胀。我以为我会感到痛快，但事实是，我没有。

我只感到一片茫然的荒芜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成了医院的常客。我为父亲办理各种手续，与医生沟通病情，安抚心力交瘁的母亲。我表现得像一个标准的、孝顺的女儿，冷静、高效、可靠。杰西卡的工作习惯在此刻派上了用场。父亲的情况时好时坏。

他偶尔会短暂地清醒，但说不出话，只是睁着浑浊的眼睛，茫然地看着天花板。每当这时，母亲就会握住他的手，不停地跟他说话，说家里的事，说我的事。“建国，你看，茹茹回来了。”“她现在可出息了，在大城市挣大钱，你快点好起来，看看咱们女儿多有本事。”父亲的眼珠会迟缓地转向我，那目光里没有赞许，也没有欣慰，只有一种我读不懂的、深不见底的复杂情绪。然后，他会费力地移开视线，仿佛不愿看我。

我的心又被刺痛了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他还是这样。我为这个家付出，为他支付高昂的医药费，在他眼里，难道就这么不值一提吗？那股被压抑多年的怨气，再次翻涌上来。第四章一天下午，母亲因为连日劳累，血压升高，我硬是把她劝回了家休息，自己留在医院守着。我需要回家给她取一些常备药和换洗衣物。

我打开了那扇我已有近七年没有踏足的家门。

一股熟悉的、混合着灰尘和潮气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屋子里的陈设和我离开时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所有东西都蒙上了一层时光的灰。墙上，我从小到大的奖状依旧贴着，只是白纸已泛黄，红色的字迹也已黯淡。这里的一切，都像是一个停滞的、不愿醒来的旧梦。

我迅速在母亲的房间里找到了她需要的东西，转身准备离开。经过父母的卧室时，我的目光无意中扫过床底。那里有一个半露出来的、上了锁的旧铁皮盒子。我认得这个盒子。

自我有记忆起，它就一直被父亲珍藏着，谁也不许碰。小时候我曾好奇地问过里面是什么，父亲只是瞪我一眼，呵斥道：“小孩子别多问！”母亲则在一旁打圆场，说里面是爸爸的宝贝。我一直以为，那里面装的是他偷偷藏的私房钱，或者是某些见不得人的东西，比如赌债的欠条。一个疯狂的念头突然蹿了上来。现在，这个家的“暴君”正无力地躺在医院里，再也无法用他那双眼睛瞪我了。我想看看，他到底藏了什么“宝贝”。我想找到一个证据，一个可以彻底印证我对他所有负面评价的、确凿无疑的证据。我蹲下身，将那个沉甸甸的铁盒子拖了出来。锁是老式的铜锁，看起来很结实。我在屋子里翻找了一圈，在厨房的抽屉里找到一把小锤子和一根螺丝刀。我的心跳得很快，一半是紧张，一半是某种阴暗的期待。我将螺丝刀插进锁孔，用锤子使劲一敲，“哐当”一声，锁应声而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掀开了盒盖。没有我想象中的现金，也没有欠条。

最上面是一沓厚厚的、边缘已经磨损的红色小本子。我拿起一本，翻开。《无偿献血证》。

姓名：周建国。我愣住了，一本一本地往下翻。一本，两本，十本，二十本……献血日期从我五岁那年开始，一直持续到几年前他身体彻底垮掉为止。每隔半年，不多不少。献血地点从我们镇上的卫生院，到市里的中心血站。我的手开始微微颤抖。

他……为什么要去献这么多次血？我们家并没有遗传的血液病。在献血证的下面，是几份用塑料文件袋精心保存的协议。纸张已经泛黄，但字迹依然清晰。

《XX药物一期临床试验志愿者协议书》。《XX新药不良反应风险告知书》。

我瞪大了眼睛，”、“安慰剂对照组”、“可能出现肝功能损伤、恶心、脱发等不良反应”……协议的末尾，是父亲歪歪扭扭的签名：周建国。时间，是我上初中的那几年。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我想起了初中时，父亲有一段时间总是很晚回家，身上带着一股奇怪的药味，我以为那是他从哪个牌局上沾染回来的。他还掉了很多头发，母亲只是说他“操心”。

原来……原来不是的。我的呼吸变得急促，继续往下翻。盒子的最底层，平平整整地放着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，被塑料膜小心地封着，仿佛是什么绝世珍宝。

我颤抖着拿起那张纸。患者姓名：周茹。年龄：5岁。诊断结果：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

治疗方案建议：……预估治疗费用：30万元。时间，是我记忆中发高烧，母亲背着我去卫生院的那一年。三十万。在二十年前，在我们那个工人家庭，这是一个足以把人压垮的天文数字。一瞬间，所有被我怨恨了二十年的记忆碎片，全部被击得粉碎，然后以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、残酷而悲壮的方式，重新拼接在了一起。

五岁那年，我得的不是普通高烧，是白血病。父亲不是去喝酒，他是去想办法筹集那笔天文数字般的救命钱。他频繁地献血，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理想，而是因为当年血站会给献血者几百块钱的“营养补贴”。他参加有风险的药物试验，不是因为他天生贱骨头，而是因为那能换来一笔不菲的“志愿者补偿金”。他身上的酒气，或许是陪工地老板喝的，是为了能揽到一个能日结工资的零活。他深夜不归，或许不是在牌桌上，而是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，开黑车，做代驾，干着一切能快速来钱的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