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

农历甲戌年二月初二。老辈人都说 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，是个该讨个好彩头的日子。可洋河崖村的清晨，还是浸在早春的凉里，风刮在脸上，像带着细沙的棉絮，软软地贴过来，却透着股钻人的寒。

我打小就知道，我们这地方的土地是养人的，可也是磨人的。没有江南水乡那样柔得能掐出水的景致，也没有北方平原一眼望不到边的敞亮，只有一道道土坡顺着天际线铺过去，像爷爷辈们驼着的背，沉默了一年又一年。清晨的炊烟是村里最早醒的，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钻出来，不是江南那种裹着水汽的雾蒙蒙，是带着黄土味的灰烟，一缕缕在灰蓝色的天上飘着，被风轻轻一扯，就散了，飘向半山坡的小麻湾。

小麻湾那七间平房，摆成个 “丁” 字，墙皮是浅黄的土色，在晨雾里静悄悄的，像被人忘了的旧物件。只有偶尔传来的鸡叫，“咯咯咯” 地，带着点生涩的脆响，才让这静得发慌的天地，多了点活气。

刘立秋就站在堂屋门口，脚下的青砖还沾着夜露，凉丝丝的，顺着鞋底慢慢往骨头里渗。他望着远处坡下的地，地里的麦苗刚冒了点绿，稀稀拉拉的，像刚睡醒的娃娃，睁着惺忪的眼，没力气似的。后来他常跟我说，那时候他哪懂什么 “龙抬头” 的讲究，只觉得日子苦得没边了，得给自己寻点念想，就像黑夜里点根火柴，哪怕光弱得一吹就灭，也能照见眼前的一小步路。而 1994 年的这个二月初二，偏偏就成了他心里那根亮起来的火柴，带着点烫人的温度，把他的人生，烫出了新的印子。

厨房里传来锅碗碰着的轻响，细碎得像檐角的雨珠，是他爹刘江南在忙活。刘立秋迈着沉乎乎的步子走过去，目光落在他爹的背影上 —— 刘江南蹲在灶前，背已经有点驼了，身上那件旧棉袄洗得发白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像被揉皱了的棉絮。他手里捏着枚鸡蛋，对着锅沿的尖角轻轻一磕，“咔” 的一声，脆生生的，蛋壳裂了道细纹。他用拇指和食指小心地掰开，黏糊糊的蛋清裹着橙黄的蛋黄，像团软乎乎的光，“溜” 进了沸腾的清水里。

水汽往上冒，蒙住了刘江南的脸，他脸上的皱纹深得很，一道一道刻在额头和眼角，像是田埂上被人踩了一辈子的印子，每一道里都藏着跟土坷垃打交道的日子。接着，他又磕了四枚鸡蛋，五枚鸡蛋在滚着的水里浮着，像五颗小小的月亮，在昏暗的厨房里，泛着点微弱的光。

刘立秋走过去，端起那只冒热气的大瓷碗，指尖刚碰到碗沿，就被烫得轻轻缩了一下。就这一下，他忽然觉得，一向粗手粗脚的爹，也有这么细的心思。他张了张嘴，有好多话想跟爹说 —— 这次出去打工，能不能找到活？要是找不到，家里的日子该怎么过？爹的咳嗽越来越重，娘的脾气还是那么躁，还有…… 他不敢再想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连自己的明天都看不透，哪能再把愁绪往爹的肩上压？爹的肩膀，早就被日子压得沉了。

刘立秋那时候才三十出头，按说正是个男人最有劲头的时候，可他的日子，过得像张被反复揉皱的纸，摊开来看，满是褶子和脏印子。种田是他的本分，祖祖辈辈都在这片地里刨食，他也一样，天不亮就下地，天黑了才回来，把汗珠子摔在土里，盼着能多收点粮食。他还有手篾匠活，编的箩筐又圆又结实，村里谁家要编个筐、打个篓，都来找他。他从不跟人讲价钱，给多少是多少 —— 在咱们这穷地方，乡情比钱金贵多了。

闲下来的时候，他总爱写点东西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，把心里想的、眼里见的，一笔一划写在纸上。有一回，他写的一篇小说，竟然在省城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了。那稿子他改了七遍，寄出去的时候，在信封上贴了两张八分的邮票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像揣了只蹦跶的兔子。没想到几个月后，样刊真的寄到了村里。他把杂志揣在怀里，走在田埂上，连吹过的风都觉得是甜的。可这份甜，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，又轻得像片羽毛 —— 到了城里，谁会在乎你会不会编箩筐、能不能写文章？人家要的是硬邦邦的文凭，是厨师、车工、司机那样能混口饭吃的手艺，这些，他一样都没有，就像个没带家伙的兵，要去陌生的阵地上闯。

去年十月寒露那天的事，是他心里拔不掉的刺。八岁的娟儿，那个总围着他喊 “爹，我要吃糖” 的娃，那个说长大了要去镇上读书的娃，就因为个小疝气手术，再也没从手术台上下来。他常跟我念叨，那天在清河镇和平医院的走廊里，医生低着头，声音轻飘飘的，却像块石头砸在他心上：“对不起，是我们的失职。” 那时候他觉得天旋地转，整个世界都在晃，连哭都哭不出来 —— 悲伤太大了，堵在喉咙里，只剩下空落落的麻木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小疝气根本不算大病，找个老中医调调就行，就算要手术，也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活儿，可偏偏，这祸事就落在了他头上。世上哪有后悔药？他只能在无数个夜里，抱着娟儿的旧衣服，任由眼泪把衣襟打湿。

那时候，他媳妇杜红莲还在他身边。她带着他去东莞打工，说怕他在悲伤里钻牛角尖。可到了东莞，那个热得让人发慌的南方城市，杜红莲却开始躲着他，总找借口晚归，后来干脆不见了。要不是他小姨子杜青莲冒着被工厂开除的风险，偷偷给他找地方住，他恐怕早就成了东莞街头的流浪汉，在人来人往的街上，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。

那三个月的打工日子，他说像场噩梦。在工厂里打杂，每天干十几个小时，累得沾着床就能睡着，可挣的钱，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。也就是那时候，他才真正明白，农民到城里讨生活，就像没根的草，风一吹，就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，没人疼，没人帮，只能在苦日子里熬。

可他还是得出去。家里的日子，早就过不下去了。他和杜红莲的婚姻，只剩下一张结婚证，像层窗户纸，一捅就破。要是守着小麻湾这几间平房，守着这片土，他这辈子，恐怕就只能在苦海里打转，永远走不出这黄土坡。他才三十岁，心里不服气 —— 凭啥别人能在外面闯出名堂，他就只能困在这儿？九都乡的年轻人，大多都出去打工了，电视里播春运的新闻，火车站里挤满了人，那些背着大包小包的人，脸上带着累，眼里却亮着光 —— 他们都在为活路奔，他也想试试，想给自己的人生，再争一次机会。

他总想起 1988 年，那时候他刚满二十六岁，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，在小麻湾盖起了三间平房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挑着担子去几里外的砖窑拉砖，肩膀磨得又红又肿，渗出血来，就垫块布接着挑；和泥的时候，双手泡在冰水里，冻得发紫，也没停下过。晚上借着月光，还在工地上忙活，手上磨出了血泡，挑破了贴块胶布，第二天接着干。房子盖好那天，村里的人都来瞧，围着新房子，你一言我一语地夸：“立秋这娃，有志气！”

可这份志气，没得到家里一点支持。他娘崔美娟总看杜红莲不顺眼，三天两头就骂人，那些话像刀子似的，扎在杜红莲心上，也扎在刘立秋心里，让他整天都慌慌的。后来日子久了，他才慢慢懂了，他娘那躁脾气，是当年的运动闹的。那些年，她受了太多苦，心里积了太多怨，没处撒，就只能对着身边最亲的人发火。

那时候他爹刘江南才五十出头，身板还硬朗，可儿子盖房子这么大的事，他连工地都没去过。刘江南在外人眼里是一家之主，可在家里，啥都听崔美娟的。崔美娟说要分家，他就跟着点头，连句反对的话都没有。那时候杜红莲已经怀着娟儿，肚子都显怀了，走路都不方便，崔美娟还是铁了心要分。

家里本来就穷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责任田和自留地，该给他们小两口的，倒没少，可那三间土坯屋、几件实木家具，还有常用的农具，一点都没分给他们。刘立秋和杜红莲，只能从锅碗瓢盆开始，一点点凑家当，在空荡荡的新房子里，撑起个简陋的家。

后来他从邻居的闲话里才知道，他娘是想把那三间土坯屋留给弟弟刘立冬。她总说：“老大已经成家了，我们当爹娘的，义务尽到了。” 可他也是她的儿子啊，是她十月怀胎生下来，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。他不怨爹娘没给他留东西，在那样苦的日子里，爹娘能把他们兄弟俩养大，已经不容易了。可他怨他娘总对杜红莲说难听的话，那些话像淬了毒的针，一次次扎疼杜红莲，也让这个本就不结实的家，晃得更厉害了。

崔美娟总爱跟人比日子，见了谁都念叨自己这辈子多苦，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女。可她从来没想过，她的苦，不该变成扎向儿女的刺，她的委屈，也不该成为伤害亲人的理由。

刘立秋常跟我说起他的童年，说最暖的日子，不是在家里，是在三十六岗的深山里。他外公叶不问和外婆曹桂花住在那儿，一间茅草屋，四周都是树，空气里满是草木的香。逢年过节，他就挑着个小竹篮，里面装着他娘准备的鸡蛋、白糖、香烟、面条、糕饼，翻着山去看外公外婆。

山道不好走，可他一点都不觉得累。端午的时候，路边的毛桃熟了，他摘一个揣在兜里，咬一口，酸甜的汁水在嘴里散开；深秋的时候，红山楂挂满枝头，像一串串小灯笼，他摘一把慢慢嚼，那股酸甜味，能把心里的苦都压下去。可一想起家里爹娘又在吵架，心里的甜就淡了，蒙上一层灰。

外公外婆总为这事叹气。有时候外公下山买东西，像火柴、盐、煤油这些，因为山高路远，就会在他家住一晚。他爹刘江南来了，他娘总会做热乎饭招待，可绝不许外公说她一句不是。有一回，外公下山来，在九都乡转了一圈，想在他家住一晚。可那天不知道他爹又做错了啥，他娘当着外公的面就骂骂咧咧的。外公看不过去，劝了几句，说做人得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。没想到他娘不仅不听，反而劈头盖脸把外公骂了一顿，说外公多管闲事。

天已经擦黑了，外公气得不行，拎着包袱就往三十六岗的深山里走。刘立秋站在门口，看着外公的身影慢慢消失在黑夜里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 —— 那么黑的路，那么陡的坡，外公年纪那么大了，要是摔着了可咋整？

锅里的鸡蛋熟了，刘江南把碗端到桌上，声音有点哑：“吃吧，吃完了，路上有劲。” 刘立秋拿起筷子，夹起一枚鸡蛋，轻轻咬了一口，蛋黄是溏心的，暖乎乎的顺着喉咙滑下去，可那暖意，没传到心里。他看着爹，张了张嘴，想让爹多注意身体，想让爹劝劝娘，可最后，只挤出一句：“爹，我走了，您和娘多保重。”

刘江南点了点头，没说话，从墙角拿起个行李包，递到他手里。那是杜红莲以前用的包，上面印着一朵花，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，花瓣的边儿都模糊了，像段被忘了的回忆。

刘立秋接过包，转身往外走，脚步比来时更沉了。晨雾已经散了，太阳慢慢升起来，金色的光洒在小麻湾的平房上，给土黄色的墙皮镀了层薄金，看着倒有了点虚晃晃的暖。他回头望了一眼，那七间平房，还有爹站在门口的身影，慢慢变小，最后成了个模糊的点。

他知道，这一去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，一年？两年？或许更久？可他没得选 —— 他得去闯，得去找活路，得让日子有点奔头，哪怕那奔头，还藏在老远的雾里。

风从耳边吹过，带着麦苗的香，也带着山里的凉，拂过他的脸。刘立秋紧了紧肩上的包，迈开步子，朝着村口的路走。路是土的，坑坑洼洼的，每走一步，都能感觉到脚下的颠。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啥，是城里的机会，还是更苦的日子？可他心里，还是揣着点盼头 —— 就像老辈人说的 “龙抬头”，说不定，日子真的能慢慢好起来呢？说不定，他能在陌生的城里，找到个能落脚的地儿，能让爹和娘过上好点的日子，能让自己的人生，不再像这片土坡似的，只有说不完的苦和沉得慌的静。

他的身影，在晨光里慢慢拉长，最后消失在村口的拐角处。身后的小麻湾，还有那片沉默的土地，在 1994 年的二月初二，静静地等着时光往前走，等着命运给这个苦命的人，递上一点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