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篇都市小说《访谈者》，男女主角林远陈素云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，非常值得一读，作者“吴潇2026”所著，主要讲述的是：我们这一代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“我们这一代”的对话：清江市老城区的一家独立书店，名字叫“河岸”。书店不大，三面墙都是书架，中间摆着几张旧沙发和木椅子。窗外是清江的支流，河面不宽，水流很缓。下午三点，阳光从窗户斜进来，落在木地板上，空气里有旧书和咖啡的味道。：林远，四十三岁，自由职业者（曾经是报社编辑，后来做过出版，现在偶尔写点东西，大...

第5章

蓝屋顶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· 蓝屋顶：城西老居民区深处的一家私人画室，下午两点半。这地方不好找，要先穿过一个菜市场，拐进一条两边堆满废旧自行车的巷子，再上一个生锈的铁楼梯。画室在三楼，其实是一个改建过的天台，用蓝色铁皮搭了屋顶，三面都是窗户。窗户很脏，透进来的光带着一层灰调子。画室里堆满了画框、石膏像、干掉的调色盘，空气里有一股松节油和灰尘混在一起的气味。角落里的收音机放着古典音乐，声音很小，像是从墙那边传过来的。：方晴，四十四岁，画室的主人。以前在师范学院教美术，三年前辞了职，靠教几个学生和偶尔卖画为生。她个子不高，穿一件沾满颜料的牛仔围裙，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，袖口也蹭上了群青。头发随便扎在脑后，有几缕散下来，她也懒得拢。她正在画一幅还没完成的大画，画面上是一个半抽象的城市夜景，颜色很暗，但有几点不合理的金色光斑，像是在拒绝沉入黑暗。：没有名字。只有声音。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看那幅画，手上端着一个一次性杯子，里面是她刚才倒的凉白开。：这金色的光是什么？：（没回头，笔刷悬在半空中）不知道。可能是路灯。也可能是某个人家里的灯。我只是觉得它应该在那个位置，所以就画了。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解释。：如果别人问呢？：问就说不知道。画完了它就是一个东西，有自己的生命。你问我它是什么，不如问它自己想成为什么。（她终于转过头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眼睛里有一点审视的意思）你是来问问题的，还是来看画的？：都算。：（把笔刷放回松节油罐子里，转过来靠在画架上）你是做什么的？：自由撰稿，写东西的。：（嘴角动了一下，不知是笑还是什么）写东西的。我以前也写东西。写检讨。上学的时候写，上了班也写。有一年学校让我写一份检查，因为我在课堂上讲了不该讲的东西。：讲了什么？：让他们画自己想画的东西。任何东西。不许画苹果不许画石膏不许画静物。一个学生画了一堆正在腐烂的梨。校长说这叫什么，不健康，阴暗。我说梨本来就是会腐烂的。他说你这种思想很危险。后来我就不讲了。不讲，反而安全。：后来辞职就是因为这个？
方晴：不是。这个只是让人累。真正让我决定不干的，是一天下午在办公室，我坐在那里填表格，突然发现自己填错了三次自己的名字。我就在想，我连自己叫什么都要想一下。我在干什么？我学画画二十年，就是为了坐在这里填表格。（她把散下来的头发拢到耳后，手指上沾着的颜料蹭在了耳朵上）然后我就写了辞职信。写辞职信的时候手没抖，心跳也没加快。我就知道，这个决定是对的。
访谈者：辞职以后过得怎么样？
方晴：第一年很好。自由。睡到自然醒，想画什么画什么。钱不多，但够用。我在网上接一些插画的活儿，画儿童绘本，一本两千块。画那种小兔子小**，棕色的栅栏，绿草，满天都是微笑的星星。画到第五本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不会画别的了。拿笔想画点自己的东西，脑子里全是那些微笑的星星。
访谈者：后来怎么调整过来的？
方晴：没调整过来。（她转身走到窗边，把一扇窗户推开，冷风灌进来，吹得地上的废纸翻了个面。她对着窗外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关上窗户，又转回来）我现在还在画那些星星。上个月刚交了一本。我觉得我是一边画那些星星，一边等。等有一天那些星星自动从我脑子里退掉，然后我就画黑的。就画这种。（她指了指身后那幅城市夜景）可是画这种，没人买。画廊老板说，你画点让人高兴的。我说什么叫让人高兴。他说就是颜色亮一点的，花啊鸟啊风景啊。他说你画的那种，挂在家里，晚上起来上厕所看到会吓一跳。
访谈者：所以你靠什么生活？
方晴：教学生。两个。一个初中生，一个退休老头。初中生是妈**着来的，他自己不想学。每次来就坐在那里看手机，我说你画两笔，他说老师我不会。我说你不画永远都不会。他说，嗯。然后继续看手机。**妈每节课给我一百五。我不能不收。退休老头倒是想学，但手抖。他画一个苹果，画完看着像土豆。他很沮丧，我说没事，你就当它是个土豆。他说方老师，我小时候想学画画家里不让，现在有钱有时间了，手却不听使唤了。
访谈者：你听了难受吗？
方晴：刚开始有一点。后来不了。人跟人之间的缘分不一样。他七岁时候的缘分到了七十岁才来，那你就得接受这个缘分是七十岁的样子。手抖也是他的缘分。我教他怎么抖着画。我说你手抖的时候笔触是活的，你看这个线条，有一种颤动的美感。他听完觉得好像是这样，就又高兴了。
访谈者：你自己画画的时候，手抖吗？
方晴：（伸出右手，手指上全是干掉的颜料，指甲缝里也有。她盯着自己的手看了一会儿，好像那只手不是她的）不抖。但是有时候我会站着，拿着笔，一笔都不画，就那么站一个下午。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连颜色都想不起来。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就好像你身体里面有一个仓库，仓库里装着你看到过的所有颜色和形状，但是有一天你打开仓库的门，发现里面是空的。然后你站在门口，不敢进去，也不敢关门。就那么站着。
访谈者：这种情况常发生吗？
方晴：越来越常。以前一个月一次，后来一周一次，最近差不多隔天就来。我不太敢跟别人说。说了别人会觉得你在矫情。你一个画画的，又不累，又没人逼你，有什么好痛苦的。你想想那些工地上的人，那些送外卖的人，人家比你累多了。你算什么。
访谈者：你也是这么跟自己说的？
方晴：（点头）每天都这么说。然后我就去画那些星星。微笑的星星。画完一只兔子，再画一朵花。画到想吐，然后去厕所洗把脸，回来继续画。
访谈者：这种状态，有人知道吗？
方晴：没人知道。我妈不知道。她一直觉得我在搞艺术。她跟邻居说，我女儿是画家。邻居问画什么，她说画油画。她不说是画插画，更不知道画的是兔子。我也不跟她解释。她要是来我这里看一眼，看到这堆兔子，不知道会怎么想。
访谈者：她来过吗？
方晴：没有。我不想让她来。她也没提过要来。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，就是尽量不给对方添麻烦。她住在老家，我一个人住这边，逢年过节回去一下，吃顿饭，聊几句不相干的话，然后我就回来。这种距离挺好的。
访谈者：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？
方晴：五岁。我爸活着的时候。他给我买了一盒蜡笔，十二色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盒子上画了一只猫，拿笔在画一条鱼。我打开的时候，闻到那个蜡的味道，觉得是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。后来我爸死了，那年我八岁。他死了以后那盒蜡笔我舍不得用，放在枕头底下，放到干掉了，变成一小节一小节的石头一样的东西。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丢掉了。我哭了一整天。
访谈者：是因为蜡笔还是因为**。
方晴：（沉默了大概十秒钟，手指在围裙上缓慢地蹭着，蹭出一道深灰色的痕迹）都有。小孩子分不清楚。你丢了那盒蜡笔，就好像把他又丢了一次。后来我经常梦到他。梦里他还是那个样子，三十多岁，瘦瘦的，戴个眼镜。他坐在桌子对面看我画画，不说话。我跟他说，爸爸你看，我会画了。他还是不说话。醒了以后我就去画画，画一整天，画到手指头都伸不直。我老公以前不理解，说你为什么非要画，歇一天不行吗。我没法跟他解释。
访谈者：你离婚了？
方晴：离了。五年了。
访谈者：也是因为画画？
方晴：不全是。但画画肯定是一个理由。他觉得我花在画画上的时间太多了，又没有产出。他说的产出是钱。他不是坏人，他只是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做一件不赚钱的事做那么久。后来他理解了，但已经晚了。理解的标志是后来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，说在商场看到一个卖数字油画的小店，说第一反应是，方晴肯定会骂这个东西。他说对了。但那个电话已经晚了。
访谈者：你发过火吗？离婚的时候。
方晴：没有。离婚是我提的。我说我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对不起你。他问对不起他什么。我说我一画画就不理你，一画画就忘记时间，做好了饭你一个人吃。他说那你别画啊。我说我做不到。然后我们就离了。
访谈者：就那么简单？
方晴：（转头看着窗外，蓝色铁皮屋顶在阳光下反着光，把她的侧脸映上一层冷冷的色调）说简单也简单，说不简单也不简单。拿结婚证的时候两个人站在一起笑，拿离婚证的时候两个人站在一起也不哭。手续办完，他请我吃了一碗面，在民政局对面那个小面馆。他说，方晴，你以后别找我了，你要是找我你会后悔。我说好。然后他走了，我坐在面馆里把那碗面吃完。面坨了，一坨一坨的，我全吃完了。回来以后站在这个画室里，看着那幅画了一半的画，就想，我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了。一个人，一张画布。画好了没人看，画坏了也没人看。
访谈者：现在呢？有新的关系吗？
方晴：（很快地摇头）别。一个人好。两个人在一起，要做好多妥协。比如你想吃清淡的对方想吃辣的，比如你想看这个节目对方想看那个，比如你想去这个地方旅游对方想去那个地方。这些都没什么，但是加起来就很重。我从小到大一直在做妥协，在家里跟我妈妥协，在学校跟老师妥协，结了婚跟老公妥协。现在我不想妥协了。我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去哪去哪，想画到凌晨三点就画到凌晨三点，画布上的颜色干不干我不管。第二天起床发现画坏了，我可以站在画前面骂自己，但是是自由的骂自己。自由。你明白吗？
她说完“自由”两个字，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恰好停了，转入一段沙沙的电流声，然后主持人的声音低低地响起来，介绍下一首曲子。她走过去把收音机关掉了。
访谈者：为什么不听了？
方晴：这个主持人说话的声音让我想起学校的广播站。每周一升完旗，广播站就开始念那些表扬稿和批评稿。我一听那种声音就胃不舒服。
访谈者：你对过去的东西，好像都不太留恋。
方晴：不是不留恋。是不敢留情。我是那种容易陷进去的人。比如听一首老歌，可以单曲循环一个礼拜，听到最后满脑子都是那个旋律，什么都画不出来。所以我就不听。把CD都收起来了，放在床底下。不翻不看，慢慢地就想不起来了。
访谈者：那你想起来的时候怎么办？
方晴：（露出一丝意外，显然没料到对方会追问这个）想起来就让它想。你总不能控制自己不思想。大脑又不是画布，说涂白就涂白了。有时候画着画着，突然想起以前的一件事，一个画面，手就会停下来。前两天画这个（指了指那幅城市夜景），忽然想起了我小时候住的那条街。那条街晚上有很多卖宵夜的，炒粉炒面，那个火烧起来的时候，一**都是金色的。我就加了一笔金色上去。加完以后觉得不对，又用黑色盖掉。盖掉了又后悔，又添了一笔。你看，这一块，底色全是改过的痕迹。
她指着画面的右下角。那里确实有一片颜色很复杂，一层叠一层，隐隐约约能看出底下的暖色在往外渗。
访谈者：看着像一团火被压在里面。
方晴：（盯着那块看了很久，然后点了点头，声音忽然变得很轻）对。就是火。被压住了的火。
访谈者：你有想过放弃吗？不画了。
方晴：（没有马上回答。她走到墙角的一个旧沙发上坐下，沙发弹簧发出一声闷响。她两只手平摊在膝盖上，手背上有好几道细小的裂口，是冬天干出来的）想过，不止一次。去年冬天，一个月没画一笔。我甚至把画架拆了，颜料全扔进垃圾桶里。然后我出去逛街，看电影，吃饭，做一些正常人做的事。到了第三天，我坐在电影院里，银幕上在放一部爱情片，男女主角在海边接吻。我看着那个画面，突然开始构图。我在脑子里画那片海，浪花的形状，天空的色温，沙滩上那个脚印怎么处理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电影已经放完了，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影厅里，保洁员站在门口看着我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我不可能放弃。这个东西在你里面。你扔掉画架扔掉颜料，它也不走。它在你血液里。
访谈者：那个月后来怎么过的？
方晴：去沃尔玛买了一堆便宜的画材，重新开始画。然后我就开始画星星了。（她自嘲地笑了一下）从想放弃到画微笑的星星，我不知道这算进步还是退步。
访谈者：可能两者都不是。可能就是活着。
方晴：（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目光比刚才柔和了一些）你要是早几年来，可能我们会有更好的对话。这几年我不太会说话了。一个人待久了就是这样，嘴巴变笨了。以前上课的时候我能对着四五十个学生讲两个小时，现在跟一个学生单独待着，有时候二十分钟就说完了，然后我们就安静地画。那个初中生正好，他就想安静地看手机。
访谈者：你觉得这种安静，对你画画有帮助吗？
方晴：有帮助，也有害处。有帮助的是没人打扰你。画到深处，你跟画之间是一种……怎么说，像两个人对坐。画一笔，它回应你一笔。那个过程需要的不是热闹，是专注。但害处是，你陷得太深了。你在里面待久了，走出来就变成一个任务。我有时候画完一整天，从画室下楼去买菜，走到菜市场，觉得那些灯光的颜色和卖鱼摊的水光，全是我调色盘上的东西。我看人不看脸，看光打在脸上的那个调子。这是病。职业病。
访谈者：有画过自己吗？
方晴：很少。画过几次。不怎么好看。画别人的时候你可以客观，可以冷，可以热。画自己的时候，全是情绪。画出来的脸不像自己，像是自己讨厌的那个人。后来就不画了。
访谈者：你讨厌自己吗？
方晴：（这个问题似乎打到了某个点。她的肩膀微微缩了一下，然后她站起来，走到画架前，拿起一支最小的笔，在画布的边角轻轻地补了极其细小的一笔深蓝色，几乎看不出来）有时候讨厌，有时候不讨厌。讨厌的时候觉得自己一事无成，四十四岁了，没家庭没孩子，画卖不出去，做着最俗气的活养活自己。不讨厌的时候觉得，起码我还在画。起码没人能把我脑子里的东西抢走。你不做这一行可能感觉不到，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放弃。最难的事是在所有人都觉得你应该放弃了的时候，你还在画。哪怕画的是兔子，是微笑的星星，你还在画。
访谈者：（沉默了几秒钟）那个退休老头上次画了啥？
方晴：（突然被这个问题逗出了真正的笑意，眼尾的皱纹全挤出来）画了一盆仙人掌。画完以后他说方老师这是啥，我说你自己画的是什么，他说我画的是一盆仙人掌，但是看着像一只绿色的刺猬。我说那就当刺猬，刺猬挺好的。他说不行，我种的是仙人掌，不能是刺猬。然后他就拿着笔改，改了一个半小时，改到最后变得更像刺猬了。他坐在那里看着画，眼睛红了。他说，方老师，我老了。
访谈者：（没有说话）
方晴：你能说什么呢？你只能说，老就老了吧，你画的那盆仙人掌，虽然像刺猬，但是是活的。你的手抖得让它的每一根刺都朝不同的方向长。这种生命力，你让一个手不抖的人来画，画不出来。他说真的吗。我说真的。
访谈者：你相信你自己说的话吗？
方晴：（望着窗外蓝色的屋顶，光线已经不如之前亮了，下午深了。她站在那里，身形瘦小，但骨骼的轮廓透过围裙和毛衣有一种很硬的质感）相信。不相信我就不说了。我说的话都是真的。我有一个毛病，不会说谎。一辈子都在这个毛病上吃亏。小的时候大人问谁打碎了花瓶，我就说是我。其实不是我，是我弟弟。但我说不出“不是我”这三个字。后来我明白了，我不是不会说谎，我是不忍心。我总觉得，我说一个谎，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个假的。画画的都知道，假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。你画一万笔假的，不如涂一笔真的。
访谈者：那你画那些星星的时候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方晴：（沉默了很久。久到访谈者以为她不会回答了。然后她慢慢走到窗边，把另一扇窗户也推开，让对流风穿过画室。几张废纸在地上移动了位置。她转过身，嘴唇动了动）那是一种交易。用假的养活真的。那些星星是假的，但卖星星的钱可以让我继续画这些黑的。如果没有那些微笑的星星，你今天就看不到这幅画，也听不到我说这些话。所以你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它假，但它支撑了一种真。我们活着不就是这样。上班的人用假的假笑应付老板，换来下班的自由。搞艺术的人也一样。没有谁比谁高贵。
访谈者：你现在快乐吗？
方晴：（没有转身，背对着他，声音从窗边的逆光里传过来）快乐这个词，太亮了。我不太敢用。问一个画画的快不快乐，就像问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风大不大。风肯定是大的，但你问的不是风。我只能说，我还站在这里，没有跳下去。不是因为快乐，是因为我舍不得。舍不得那些还没画出来的东西，舍不得那些学生，舍不得明天可能出现的某一个瞬间——你不知道它会不会来，但万一它来了呢？万一明天拿起笔，画布上的东西忽然活了，它看着你，它叫了你的名字。你就是为了那个万一活着的。
（访谈者没有再说话。他把那个一次性杯子放在桌上，杯底还有一点残余的白开水，晃了一下又平静了。方晴仍然站在窗前，风吹起她散下来的头发，灰色的发丝在蓝色的天光里几乎透明——她不像一幅画，倒像一个站在自己画布前的落款。）
（第五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