淳于越鲁仲连《咸阳焚书淳于越传》完整版在线阅读_淳于越鲁仲连完整版在线阅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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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阳焚书：淳于越传卷一 稷下青衿 （公元前285年—公元前221年）第一章 槐下授《书》临淄城西的稷山，像一头沉睡的巨兽，将半个身子浸在淄水的烟波里。
山脚下绵延数里的学宫，便是天下闻名的稷下学宫——这里的屋檐下，曾回荡过孟子“民为贵”的呐喊，曾响彻过邹衍“五德终始”的辩词，而公元前270年的深秋，第一片银杏叶飘落在淳于越竹简上时，十三岁的少年正攥着刻刀，在竹片上一笔一划复刻《尚书·大禹谟》里的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”。
晨雾还没散尽，学宫的青铜钟便撞响了，钟声穿过槐树林，带着潮湿的水汽，落在每个学子的肩头。
淳于越抬头望去，东侧“议理堂”前己围得水泄不通，几个穿着齐国王室锦袍的子弟，正围着一个身着秦地短打的游士争论。
唯有商君之法，能让国家富国强兵！
你们捧着的《诗》《书》，不过是腐儒空谈，能挡得住秦军的戈矛吗？
能让临淄的粮仓多堆一粒粟米吗？”
人群里，齐国公子田法章涨红了脸，手里的玉笏都攥出了汗：“秦法严苛，视民如草芥！
去年秦国旱灾，百姓逃荒者十之三西，而秦君依旧强征粮草，这也叫‘强国’？
我大齐以礼治国，稷下学宫汇聚天下贤才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岂容你妄议先王之道！”
“安居乐业？”
游士冷笑一声，一脚踩在路边的碎石上，“前年赵国攻齐，夺了高唐城，齐军却连还手之力都没有！
若临淄真如你所说那般安稳，为何君王后要派使者带着黄金珠玉，去咸阳向秦王求和？
礼治能让城墙变高吗？
能让士兵变强吗？”
围观的学子们顿时炸开了锅，有人附和游士，说“乱世当用重典”，也有人维护田法章，骂游士“为虎作伥”。
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，一个清脆却沉稳的声音突然从人群后传来：“秦法强于一时，儒道安于万世。
商君相秦，十年而强，然商君车裂于市，秦民虽畏之，却不亲之；齐桓用管仲，尊王攘夷，九合诸侯，不用一兵一卒而天下归心，其德传于后世百年。
先生只见戈矛之利，不见人心之向，何谈治国？”
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穿着粗布儒衫的少年，怀里抱着一摞竹简，站在槐树根旁。
他的袖口磨得发白，冻得发红的手指还攥着没刻完的竹片，眼神却亮得像淄水的晨光。
游士上下打量他片刻，挑眉道：“你是谁家的小子？
也敢来议治国之道？”
“在下淳于越，鲁仲连先生门下弟子。”
少年拱手行礼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，“先生方才说秦法能强国，可秦国百姓，敢在街头议论朝政吗？
敢在田里放声唱歌吗？
当年商君为推行新法，不惜得罪宗室，虽让秦国变强，却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——这等‘强’，是用百姓的畏惧堆起来的，一旦君王失德，天下必乱。
而我大齐，百姓能在学宫听诸子讲学，能在市集自由买卖，这才是真的‘安’。
强而不安，如筑墙于流沙；安而能强，方是长久之道。”
游士愣住了，张了张嘴，竟一时语塞。
这时，人群分开一条路，鲁仲连拄着拐杖走来，花白的胡须上沾着晨露。
他抚着淳于越的肩，对游士笑道：“此子初学《尚书》，却己窥得‘政在养民’之要。
先生若不嫌弃，可随我到书斋一坐，咱们慢慢论道。”
游士见鲁仲连亲自出面，连忙拱手致歉：“久闻鲁先生大名，方才言语唐突，还望海涵。”
说罢，便跟着鲁仲连往书斋走去。
围观的学子们围着淳于越，七嘴八舌地称赞，田法章更是拍着他的肩说：“淳于兄好口才！
日后定是稷下学宫的栋梁！”
淳于越只是腼腆地笑了笑，低头看向怀里的竹简——那上面刻着的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”，似乎在晨光里多了几分分量。
他知道，自己能说出这番话，不是因为口才好，而是这些日子跟着鲁仲连研读《尚书》，那些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的字句，早己刻进了心里。
鲁仲连的书斋，就设在学宫最深处的槐树林里，窗前种着几株菊花，案上堆着满满的竹简。
那天上午，鲁仲连没有给弟子们授课，而是让淳于越坐在自己对面，问道：“你方才说‘强而不安，如筑墙于流沙’，这话是谁教你的？”
“是先生您。”
淳于越指着案上的《尚书》注本，“您说，盘庚迁殷时，贵族们纷纷反对，盘庚却没有用刑罚逼迫，而是对着百姓流泪说‘朕言不再，恐民之有辞’，最后百姓心甘情愿跟着他迁都，商朝才得以复兴。
这便是‘安’比‘强’重要啊。”
鲁仲连眼中闪过一丝欣慰，又轻轻叹了口气：“你能读懂这些，很好。
但你要记住，在这乱世里，‘安’比‘强’更难。
如今秦国虎视眈眈，各国都在争着变强，却没人愿意花心思让百姓安身。
你日后若想推行‘仁政’，定会遇到无数阻碍，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，你怕吗？”
淳于越低头看着自己冻得发红的手指，想起了临淄街头那些推着小车卖粟米的百姓，想起了学宫门口那个靠缝补衣裳养活孙儿的老婆婆。
他抬起头，眼神坚定：“先生，我不怕。
只要能让百姓少受些苦，就算遇到阻碍，我也愿意试试。”
鲁仲连闻言，拿起案上那卷自己批注的《尚书》，郑重地递给淳于越：“这卷书，你拿去，日夜研读。
里面不仅有先王治世的道理，还有我这些年游走各国的见闻。
记住，读《尚书》不是为了考取功名，不是为了取悦君王，而是为了记住‘爱民’二字——无论天下如何变，这两个字，都不能丢。”
从那天起，淳于越成了鲁仲连最得意的弟子。
他每天天不亮就到槐树林里背书，夜深了还在书斋里刻竹简，不仅通熟《尚书》《周礼》，还兼修《春秋》，对三代典制的研究，连学宫的老博士们都要让他三分。
他常和同学邹衍、荀况在槐树下争论“霸道”与“王道”：邹衍说“五德终始，治乱有常，秦国属水德，当代周而兴”；荀况言“人之性恶，需礼法并施，化性起伪，方能治国”；淳于越却始终坚持：“治世之本在‘敬天保民’，失却民心，纵有雷霆之法、五德之论，亦如无根之木，难成大事。”
公元前265年，齐襄王病逝，太子田法章继位，是为齐王建。
新君年仅十六岁，朝政全被太后君王后把持。
君王后是个务实的女人，深知齐国国力远不如秦，便定下“谨事秦，与诸侯信”的国策——不仅派使者带着厚礼频繁出使咸阳，还严禁稷下学宫议论秦齐关系，甚至下令删减典籍中“贬秦”的字句。
学宫的气氛骤然变得压抑。
那些曾高谈阔论“合纵抗秦”的学者，要么闭口不言，要么收拾行囊离开临淄。
鲁仲连多次上书，劝君王后“不可一味事秦，当整军经武，同时安抚百姓，以固民心”，却都石沉大海。
一日，鲁仲连带着淳于越登上稷山，望着山下连绵的学宫建筑，又看向西方咸阳的方向，突然长叹：“稷下之盛，恐难久矣。”
淳于越不解：“先生，齐有山海之利，临淄的粮仓堆得像小山一样，百姓也都安居乐业，为何要惧秦？”
鲁仲连指着山脚下的淄水：“你看这淄水，表面平静，底下却暗流涌动。
秦国君臣一心，法令如山，就像这水流，虽急却能汇成一股劲；我齐虽富，却上下离心——君王后只知苟安，宗室子弟贪图享乐，大臣们各怀心思，百姓虽安，却不知危机将至。
你记住，真正能灭国的，从来不是外敌的戈矛，而是内耗的人心。”
淳于越顺着鲁仲连的目光望去，只见临淄城的炊烟袅袅升起，街头的百姓来来往往，一派太平景象。
他实在无法相信，这样的齐国，会有灭国之危。
但鲁仲连的眼神里，带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沉重，让他心里莫名地发慌。
那天夜里，鲁仲连突然把淳于越叫到书斋，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布包：“我明日要西去赵国，劝说平原君联合韩、魏抗秦。
这包里是我多年积攒的钱财，你拿着，若日后齐国有难，就带着弟子们离开临淄，找个安稳的地方，把《尚书》的道理传下去。”
淳于越愣住了，连忙摇头：“先生，我不拿！
您去赵国，路上需要盘缠，我不能要您的钱！”
“拿着！”
鲁仲连的语气斩钉截铁，“我这把老骨头，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。
你年轻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
记住，无论将来在哪里，都要守住‘爱民’的初心，不要像那些趋炎附势的人一样，为了名利忘了本。”
师徒二人在槐树下相别时，月光洒在鲁仲连的白发上，像一层薄霜。
淳于越看着先生拄着拐杖，一步步走出学宫的大门，身影渐渐消失在夜色里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——他知道，先生这一去，或许真的再也见不到了。
鲁仲连走后，淳于越成了学宫最年轻的《尚书》博士。
他在鲁仲连原来授课的槐树下开馆授徒，不管是齐国贵族子弟，还是从魏、韩逃来的寒门学子，只要愿意学，他都倾囊相授。
学宫的经费日渐紧张，有时连竹简都买不起，他就带着弟子们到淄水岸边捡贝壳，用刀在贝壳上刻字教学。
有个叫田仲的弟子，是齐国宗室旁支，家里很富裕，见淳于越如此清苦，便送来一百匹布、五十镒黄金：“先生，您拿着这些钱，买些竹简和粮食，别让自己太辛苦。”
淳于越却把布和黄金退了回去，笑着说：“我教书育人，不是为了钱财。
你们能认真学《尚书》，能记住‘爱民’的道理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”
他顿了顿，指着槐树下那些捡贝壳的寒门弟子，“你看他们，吃不饱饭，却还天天来听课，为什么？
因为他们想知道，有没有一种办法，能让天下的百姓都不受苦。
我们做老师的，更要守住本心，不能让他们失望。”
田仲羞愧地低下了头，从此再也不提送钱的事，反而跟着淳于越一起捡贝壳、刻竹简，成了他最得力的弟子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淳于越的课，渐渐成了稷下学宫最后的“清流”。
每天清晨，槐树下都会传来琅琅的读书声，与学宫其他地方的沉寂形成鲜明对比。
有一次，君王后派内侍来学宫巡查，听到淳于越的弟子在读《尚书·泰誓》里的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”，当场怒斥：“此等犯上之言，也敢在学宫传授！
当今天下，君王便是天，岂能说‘革命’‘易君’！”
内侍当即下令，要将淳于越抓起来治罪。
多亏学宫的老博士们联名担保，说淳于越只是“传习古籍，非有不臣之心”，又说“《尚书》乃先王所传，不可因一言而废全经”，才保住了他的性命。
但内侍临走时，留下了一句冷冰冰的话：“往后若再敢妄议‘革命’‘易君’，定株连全族！”
弟子们都吓坏了，劝淳于越收敛些，不要再讲那些“敏感”的字句。
淳于越却只是抚着竹简，对弟子们说：“古籍所载，皆是先王治世之鉴。
盘庚为了百姓迁都，不惜得罪贵族；商汤为了救民，敢讨伐暴君夏桀——这些都是‘顺乎天而应乎人’的大事，若因君王不喜便藏而不授，那才是真的对不起‘博士’二字，对不起天下百姓。”
他依旧按原样授课，只是在讲“汤武革命”时，会多补充一句：“汤武之所以能‘革命’，是因为夏桀、商纣失尽民心。
若当今君王能爱民如子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又怎会有人‘革命’？”
这话既守住了典籍的本意，又不至于太过刺眼，渐渐竟让不少内侍和宗室子弟，也悄悄来槐树下听课。
公元前225年，秦军灭魏的消息传到临淄，整个齐国都震动了。
魏都大梁被秦军水淹三月，百姓死伤无数的消息，像一块巨石，砸破了临淄城的太平假象。
君王后早己去世，齐王建昏庸无能，既不整军备战，也不安抚百姓，只知派使者带着更多的黄金珠玉，去咸阳向秦王嬴政求和。
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彻底慌了，纷纷收拾行囊逃离临淄。
最后留在学宫的，只剩下淳于越和十几个忠心的弟子。
田仲劝他：“先生，秦军很快就会来攻齐，我们也赶紧离开吧，去东海郡，那里远离战乱，还能继续传习《尚书》。”
淳于越却摇了摇头，指着槐树下那些刻满字的贝壳和竹简：“我们走了，这些典籍怎么办？
齐国的百姓怎么办？
秦若真的灭齐，我等身为儒者，不能执戈抗敌，却能带着《尚书》的道理，去见那位一统天下的君王——或许，能让他少一些苛政，多一些仁心，让百姓少受些苦。”
弟子们都以为他在说胡话——秦以法治国，嬴政更是出了名的铁血君王，怎会听得进儒家的道理？
但淳于越却开始整理行囊，将鲁仲连留下的《尚书》批注本仔细包好，又把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刻在竹简上，装了满满两大箱。
他知道，齐国的灭亡己成定局，但《尚书》中的道理，不能随着齐国一起消失。
他依旧每天在槐树下授课，只是听课的人，从学子变成了临淄城的百姓。
有卖粟米的商贩，有缝补衣裳的妇人，有守城的士兵，他们围在槐树下，听淳于越讲“大禹治水盘庚迁殷”，听他说“百姓安乐，国家才能长久”。
有人问他：“先生，秦军真的会来吗？
来了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淳于越总是笑着说：“别怕，不管谁做君王，只要他能让百姓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房住，就是好君王。
我们学这些道理，就是为了让君王明白，爱民才是治国的根本。”
他的话像一颗定心丸，让慌乱的百姓，渐渐有了几分安稳。
公元前221年，秦军不费一兵一卒进入临淄的那一天，淳于越正在槐树下给百姓们讲《尚书·洪范》。
当秦军的黑旗插上稷下学宫门楼时，士兵们荷戈而立，却没有驱散围观的百姓——他们看着这个穿着粗布儒衫的博士，依旧平静地讲着“敛时五福，用敷锡厥庶民”，看着百姓们安静地听着，竟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置。
秦军将领王翦，听说了淳于越在学宫授课的事，亲自来到槐树下。
他看着淳于越，沉声道：“秦王有令，天下学者，皆需前往咸阳，参与修订《秦律》。
你若愿去，可保你和弟子们平安；若不愿，休怪秦军无礼。”
淳于越停下讲课，对着王翦拱手行礼：“我愿去咸阳。
但求将军善待临淄百姓，不要烧杀抢掠。”
王翦愣了一下，随即点头：“只要百姓安分，秦军绝不扰民。”
当天下午，淳于越带着弟子们，登上了前往咸阳的马车。
离开临淄前，他最后看了一眼那棵老槐树——秋风正急，银杏叶落了满地，像铺了一层金黄的绸缎。
他想起二十年前跟着鲁仲连在这里批注《尚书》的日子，想起那些争论“王道”与“霸道”的同窗，想起齐王建车队驶过街头时扬起的扬尘。
马车向西而行，穿过曾经的韩、赵、魏故地。
沿途所见，皆是秦军占领后的景象：城池上插着秦的黑旗，道路旁立着刻有《秦律》的石碑，百姓们穿着秦式的短打衣裳，说着带着秦腔的话语。
有弟子感叹：“天下真的要一统了。”
山脚下绵延数里的学宫，便是天下闻名的稷下学宫——这里的屋檐下，曾回荡过孟子“民为贵”的呐喊，曾响彻过邹衍“五德终始”的辩词，而公元前270年的深秋，第一片银杏叶飘落在淳于越竹简上时，十三岁的少年正攥着刻刀，在竹片上一笔一划复刻《尚书·大禹谟》里的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”。
晨雾还没散尽，学宫的青铜钟便撞响了，钟声穿过槐树林，带着潮湿的水汽，落在每个学子的肩头。
淳于越抬头望去，东侧“议理堂”前己围得水泄不通，几个穿着齐国王室锦袍的子弟，正围着一个身着秦地短打的游士争论。
唯有商君之法，能让国家富国强兵！
你们捧着的《诗》《书》，不过是腐儒空谈，能挡得住秦军的戈矛吗？
能让临淄的粮仓多堆一粒粟米吗？”
人群里，齐国公子田法章涨红了脸，手里的玉笏都攥出了汗：“秦法严苛，视民如草芥！
去年秦国旱灾，百姓逃荒者十之三西，而秦君依旧强征粮草，这也叫‘强国’？
我大齐以礼治国，稷下学宫汇聚天下贤才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岂容你妄议先王之道！”
“安居乐业？”
游士冷笑一声，一脚踩在路边的碎石上，“前年赵国攻齐，夺了高唐城，齐军却连还手之力都没有！
若临淄真如你所说那般安稳，为何君王后要派使者带着黄金珠玉，去咸阳向秦王求和？
礼治能让城墙变高吗？
能让士兵变强吗？”
围观的学子们顿时炸开了锅，有人附和游士，说“乱世当用重典”，也有人维护田法章，骂游士“为虎作伥”。
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，一个清脆却沉稳的声音突然从人群后传来：“秦法强于一时，儒道安于万世。
商君相秦，十年而强，然商君车裂于市，秦民虽畏之，却不亲之；齐桓用管仲，尊王攘夷，九合诸侯，不用一兵一卒而天下归心，其德传于后世百年。
先生只见戈矛之利，不见人心之向，何谈治国？”
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穿着粗布儒衫的少年，怀里抱着一摞竹简，站在槐树根旁。
他的袖口磨得发白，冻得发红的手指还攥着没刻完的竹片，眼神却亮得像淄水的晨光。
游士上下打量他片刻，挑眉道：“你是谁家的小子？
也敢来议治国之道？”
“在下淳于越，鲁仲连先生门下弟子。”
少年拱手行礼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，“先生方才说秦法能强国，可秦国百姓，敢在街头议论朝政吗？
敢在田里放声唱歌吗？
当年商君为推行新法，不惜得罪宗室，虽让秦国变强，却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——这等‘强’，是用百姓的畏惧堆起来的，一旦君王失德，天下必乱。
而我大齐，百姓能在学宫听诸子讲学，能在市集自由买卖，这才是真的‘安’。
强而不安，如筑墙于流沙；安而能强，方是长久之道。”
游士愣住了，张了张嘴，竟一时语塞。
这时，人群分开一条路，鲁仲连拄着拐杖走来，花白的胡须上沾着晨露。
他抚着淳于越的肩，对游士笑道：“此子初学《尚书》，却己窥得‘政在养民’之要。
先生若不嫌弃，可随我到书斋一坐，咱们慢慢论道。”
游士见鲁仲连亲自出面，连忙拱手致歉：“久闻鲁先生大名，方才言语唐突，还望海涵。”
说罢，便跟着鲁仲连往书斋走去。
围观的学子们围着淳于越，七嘴八舌地称赞，田法章更是拍着他的肩说：“淳于兄好口才！
日后定是稷下学宫的栋梁！”
淳于越只是腼腆地笑了笑，低头看向怀里的竹简——那上面刻着的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”，似乎在晨光里多了几分分量。
他知道，自己能说出这番话，不是因为口才好，而是这些日子跟着鲁仲连研读《尚书》，那些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的字句，早己刻进了心里。
鲁仲连的书斋，就设在学宫最深处的槐树林里，窗前种着几株菊花，案上堆着满满的竹简。
那天上午，鲁仲连没有给弟子们授课，而是让淳于越坐在自己对面，问道：“你方才说‘强而不安，如筑墙于流沙’，这话是谁教你的？”
“是先生您。”
淳于越指着案上的《尚书》注本，“您说，盘庚迁殷时，贵族们纷纷反对，盘庚却没有用刑罚逼迫，而是对着百姓流泪说‘朕言不再，恐民之有辞’，最后百姓心甘情愿跟着他迁都，商朝才得以复兴。
这便是‘安’比‘强’重要啊。”
鲁仲连眼中闪过一丝欣慰，又轻轻叹了口气：“你能读懂这些，很好。
但你要记住，在这乱世里，‘安’比‘强’更难。
如今秦国虎视眈眈，各国都在争着变强，却没人愿意花心思让百姓安身。
你日后若想推行‘仁政’，定会遇到无数阻碍，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，你怕吗？”
淳于越低头看着自己冻得发红的手指，想起了临淄街头那些推着小车卖粟米的百姓，想起了学宫门口那个靠缝补衣裳养活孙儿的老婆婆。
他抬起头，眼神坚定：“先生，我不怕。
只要能让百姓少受些苦，就算遇到阻碍，我也愿意试试。”
鲁仲连闻言，拿起案上那卷自己批注的《尚书》，郑重地递给淳于越：“这卷书，你拿去，日夜研读。
里面不仅有先王治世的道理，还有我这些年游走各国的见闻。
记住，读《尚书》不是为了考取功名，不是为了取悦君王，而是为了记住‘爱民’二字——无论天下如何变，这两个字，都不能丢。”
从那天起，淳于越成了鲁仲连最得意的弟子。
他每天天不亮就到槐树林里背书，夜深了还在书斋里刻竹简，不仅通熟《尚书》《周礼》，还兼修《春秋》，对三代典制的研究，连学宫的老博士们都要让他三分。
他常和同学邹衍、荀况在槐树下争论“霸道”与“王道”：邹衍说“五德终始，治乱有常，秦国属水德，当代周而兴”；荀况言“人之性恶，需礼法并施，化性起伪，方能治国”；淳于越却始终坚持：“治世之本在‘敬天保民’，失却民心，纵有雷霆之法、五德之论，亦如无根之木，难成大事。”
公元前265年，齐襄王病逝，太子田法章继位，是为齐王建。
新君年仅十六岁，朝政全被太后君王后把持。
君王后是个务实的女人，深知齐国国力远不如秦，便定下“谨事秦，与诸侯信”的国策——不仅派使者带着厚礼频繁出使咸阳，还严禁稷下学宫议论秦齐关系，甚至下令删减典籍中“贬秦”的字句。
学宫的气氛骤然变得压抑。
那些曾高谈阔论“合纵抗秦”的学者，要么闭口不言，要么收拾行囊离开临淄。
鲁仲连多次上书，劝君王后“不可一味事秦，当整军经武，同时安抚百姓，以固民心”，却都石沉大海。
一日，鲁仲连带着淳于越登上稷山，望着山下连绵的学宫建筑，又看向西方咸阳的方向，突然长叹：“稷下之盛，恐难久矣。”
淳于越不解：“先生，齐有山海之利，临淄的粮仓堆得像小山一样，百姓也都安居乐业，为何要惧秦？”
鲁仲连指着山脚下的淄水：“你看这淄水，表面平静，底下却暗流涌动。
秦国君臣一心，法令如山，就像这水流，虽急却能汇成一股劲；我齐虽富，却上下离心——君王后只知苟安，宗室子弟贪图享乐，大臣们各怀心思，百姓虽安，却不知危机将至。
你记住，真正能灭国的，从来不是外敌的戈矛，而是内耗的人心。”
淳于越顺着鲁仲连的目光望去，只见临淄城的炊烟袅袅升起，街头的百姓来来往往，一派太平景象。
他实在无法相信，这样的齐国，会有灭国之危。
但鲁仲连的眼神里，带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沉重，让他心里莫名地发慌。
那天夜里，鲁仲连突然把淳于越叫到书斋，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布包：“我明日要西去赵国，劝说平原君联合韩、魏抗秦。
这包里是我多年积攒的钱财，你拿着，若日后齐国有难，就带着弟子们离开临淄，找个安稳的地方，把《尚书》的道理传下去。”
淳于越愣住了，连忙摇头：“先生，我不拿！
您去赵国，路上需要盘缠，我不能要您的钱！”
“拿着！”
鲁仲连的语气斩钉截铁，“我这把老骨头，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。
你年轻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
记住，无论将来在哪里，都要守住‘爱民’的初心，不要像那些趋炎附势的人一样，为了名利忘了本。”
师徒二人在槐树下相别时，月光洒在鲁仲连的白发上，像一层薄霜。
淳于越看着先生拄着拐杖，一步步走出学宫的大门，身影渐渐消失在夜色里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——他知道，先生这一去，或许真的再也见不到了。
鲁仲连走后，淳于越成了学宫最年轻的《尚书》博士。
他在鲁仲连原来授课的槐树下开馆授徒，不管是齐国贵族子弟，还是从魏、韩逃来的寒门学子，只要愿意学，他都倾囊相授。
学宫的经费日渐紧张，有时连竹简都买不起，他就带着弟子们到淄水岸边捡贝壳，用刀在贝壳上刻字教学。
有个叫田仲的弟子，是齐国宗室旁支，家里很富裕，见淳于越如此清苦，便送来一百匹布、五十镒黄金：“先生，您拿着这些钱，买些竹简和粮食，别让自己太辛苦。”
淳于越却把布和黄金退了回去，笑着说：“我教书育人，不是为了钱财。
你们能认真学《尚书》，能记住‘爱民’的道理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”
他顿了顿，指着槐树下那些捡贝壳的寒门弟子，“你看他们，吃不饱饭，却还天天来听课，为什么？
因为他们想知道，有没有一种办法，能让天下的百姓都不受苦。
我们做老师的，更要守住本心，不能让他们失望。”
田仲羞愧地低下了头，从此再也不提送钱的事，反而跟着淳于越一起捡贝壳、刻竹简，成了他最得力的弟子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淳于越的课，渐渐成了稷下学宫最后的“清流”。
每天清晨，槐树下都会传来琅琅的读书声，与学宫其他地方的沉寂形成鲜明对比。
有一次，君王后派内侍来学宫巡查，听到淳于越的弟子在读《尚书·泰誓》里的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”，当场怒斥：“此等犯上之言，也敢在学宫传授！
当今天下，君王便是天，岂能说‘革命’‘易君’！”
内侍当即下令，要将淳于越抓起来治罪。
多亏学宫的老博士们联名担保，说淳于越只是“传习古籍，非有不臣之心”，又说“《尚书》乃先王所传，不可因一言而废全经”，才保住了他的性命。
但内侍临走时，留下了一句冷冰冰的话：“往后若再敢妄议‘革命’‘易君’，定株连全族！”
弟子们都吓坏了，劝淳于越收敛些，不要再讲那些“敏感”的字句。
淳于越却只是抚着竹简，对弟子们说：“古籍所载，皆是先王治世之鉴。
盘庚为了百姓迁都，不惜得罪贵族；商汤为了救民，敢讨伐暴君夏桀——这些都是‘顺乎天而应乎人’的大事，若因君王不喜便藏而不授，那才是真的对不起‘博士’二字，对不起天下百姓。”
他依旧按原样授课，只是在讲“汤武革命”时，会多补充一句：“汤武之所以能‘革命’，是因为夏桀、商纣失尽民心。
若当今君王能爱民如子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又怎会有人‘革命’？”
这话既守住了典籍的本意，又不至于太过刺眼，渐渐竟让不少内侍和宗室子弟，也悄悄来槐树下听课。
公元前225年，秦军灭魏的消息传到临淄，整个齐国都震动了。
魏都大梁被秦军水淹三月，百姓死伤无数的消息，像一块巨石，砸破了临淄城的太平假象。
君王后早己去世，齐王建昏庸无能，既不整军备战，也不安抚百姓，只知派使者带着更多的黄金珠玉，去咸阳向秦王嬴政求和。
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彻底慌了，纷纷收拾行囊逃离临淄。
最后留在学宫的，只剩下淳于越和十几个忠心的弟子。
田仲劝他：“先生，秦军很快就会来攻齐，我们也赶紧离开吧，去东海郡，那里远离战乱，还能继续传习《尚书》。”
淳于越却摇了摇头，指着槐树下那些刻满字的贝壳和竹简：“我们走了，这些典籍怎么办？
齐国的百姓怎么办？
秦若真的灭齐，我等身为儒者，不能执戈抗敌，却能带着《尚书》的道理，去见那位一统天下的君王——或许，能让他少一些苛政，多一些仁心，让百姓少受些苦。”
弟子们都以为他在说胡话——秦以法治国，嬴政更是出了名的铁血君王，怎会听得进儒家的道理？
但淳于越却开始整理行囊，将鲁仲连留下的《尚书》批注本仔细包好，又把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刻在竹简上，装了满满两大箱。
他知道，齐国的灭亡己成定局，但《尚书》中的道理，不能随着齐国一起消失。
他依旧每天在槐树下授课，只是听课的人，从学子变成了临淄城的百姓。
有卖粟米的商贩，有缝补衣裳的妇人，有守城的士兵，他们围在槐树下，听淳于越讲“大禹治水盘庚迁殷”，听他说“百姓安乐，国家才能长久”。
有人问他：“先生，秦军真的会来吗？
来了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淳于越总是笑着说：“别怕，不管谁做君王，只要他能让百姓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房住，就是好君王。
我们学这些道理，就是为了让君王明白，爱民才是治国的根本。”
他的话像一颗定心丸，让慌乱的百姓，渐渐有了几分安稳。
公元前221年，秦军不费一兵一卒进入临淄的那一天，淳于越正在槐树下给百姓们讲《尚书·洪范》。
当秦军的黑旗插上稷下学宫门楼时，士兵们荷戈而立，却没有驱散围观的百姓——他们看着这个穿着粗布儒衫的博士，依旧平静地讲着“敛时五福，用敷锡厥庶民”，看着百姓们安静地听着，竟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置。
秦军将领王翦，听说了淳于越在学宫授课的事，亲自来到槐树下。
他看着淳于越，沉声道：“秦王有令，天下学者，皆需前往咸阳，参与修订《秦律》。
你若愿去，可保你和弟子们平安；若不愿，休怪秦军无礼。”
淳于越停下讲课，对着王翦拱手行礼：“我愿去咸阳。
但求将军善待临淄百姓，不要烧杀抢掠。”
王翦愣了一下，随即点头：“只要百姓安分，秦军绝不扰民。”
当天下午，淳于越带着弟子们，登上了前往咸阳的马车。
离开临淄前，他最后看了一眼那棵老槐树——秋风正急，银杏叶落了满地，像铺了一层金黄的绸缎。
他想起二十年前跟着鲁仲连在这里批注《尚书》的日子，想起那些争论“王道”与“霸道”的同窗，想起齐王建车队驶过街头时扬起的扬尘。
马车向西而行，穿过曾经的韩、赵、魏故地。
沿途所见，皆是秦军占领后的景象：城池上插着秦的黑旗，道路旁立着刻有《秦律》的石碑，百姓们穿着秦式的短打衣裳，说着带着秦腔的话语。
有弟子感叹：“天下真的要一统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