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小满，从小不知道娘是谁，只知道我有五个爹，五个土匪爹爹。

他们把我从狼嘴里抢回来那天，雪下得跟棉絮似的。大爹把我往怀里一揣，胡茬扎得我直哭，他手忙脚乱地拿温水化蜂蜜，一口一口喂我：“别哭别哭，爹给你甜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三七年腊月初七，青莽山下了十年不遇的大雪。雪片子像有人拿簸箕往下倒似的，砸在脸上生疼。后半夜，风忽然停了，四野静得吓人，只有树枝被积雪压断的“咔嚓”声，一声接一声。

我就是在那会儿被捡到的。后来四爹告诉我，他们原本是要下山“借粮”——可刚到山口，就听见狼嚎夹着婴儿哭。大爹走在最前头，手里提着马灯，灯光一晃，雪地里一团破布在动。

布团里露出张紫青色的小脸，哭声像刚出生的小猫，又细又弱。“操，谁家把孩子扔这儿喂狼？”大爹骂了一句，蹲下去把我拎起来。他手粗，动作却轻，先用指腹蹭了蹭我脸上的冰碴子，又把我往怀里一塞。我冻得像块石头，一贴到他胸口，猛地打了个哆嗦，哇地哭出声。“别哭别哭，爹在这儿。”大爹一边说，一边解自己的棉袄扣子。铜扣子冰得吓人，他却把我往里裹，让胡茬贴着我的额头，“叫爹，叫一声就暖和。”我抖着嘴唇，发出两个含糊的音：“爹……”身后另外四个人全围上来。

二爹林羡撑着油纸伞，伞面落满雪，他把我接过去，用算盘珠子拨了拨我脚腕：“看这小脚冻得，青一块紫一块，回家得先烫脚。

”三爹赵擒虎把大刀往雪地里一插，蹲下来冲我呲牙笑：“丫头，叫三爹，三爹给你唱大戏！

”他脸宽嗓门大，一开口，震得树上的雪簌簌落。我吓得哭声更大，他赶紧收了声，用袖口给我擦鼻涕，袖口绣着戏班的金线，硬硬的，磨得我脸疼。四爹沈慈最瘦，却最细心。

他把随身带的药箱打开，拿出一个小瓷瓶，倒出一点温热的药酒，在手心搓热后，轻轻揉我的脚趾。药酒辣得我直抽，他一边吹气一边哄：“吹吹就不疼了啊——”五爹薛执站在最外圈。他那时刚上山不久，身上还穿着教书先生的长衫，长衫下摆被雪打湿，他却没顾上抖。他看着我，眼圈发红，突然转身往林子里跑。大爹喊他：“老五，你干啥去？”“找蜂蜜！

”五爹的声音远远飘回来，“孩子得先喝点甜的！

”等五爹气喘吁吁地捧着小半罐野蜂蜜回来时，我已经被裹在四爹的棉袄里睡着了。那夜，我睡在五爹的臂弯，他一手抱着我，一手拿小勺蘸蜂蜜，往我嘴里一点点滴。

甜得发腻的味道把我从梦里拉回，我咂咂嘴，听见他小声说：“以后啊你就叫小满，，这就是你的家。”第二天，雪停了，太阳照得满山银光。

五个男人围着我团团转——大爹劈柴，要给我烧热水洗澡；二爹在灶台前熬米汤，算盘珠子当勺子搅；三爹翻箱倒柜找红布，说要给我缝个小斗篷；四爹把草药捣碎，调了膏药，要给我抹冻疮；五爹拿树枝在地上写名字，“萧、林、赵、沈、薛”，写完抬头冲我笑：“以后这就是你的五个姓。”银脚链是二爹的主意。

他把他那串随身十几年的乌木算盘拆了，珠子用银丝重新串，做成细细一圈，挂在我脚腕上。

珠子一共三十三颗，他数着给我听：“这个链子啊是代表小满，只要听见声响，爹爹们就知道你在哪啦。”链子一响，五个大男人同时抬头，像听见什么军令，眼神却十分温柔。那年冬天，青莽山的风很硬，可火塘里永远有烧不完的柴火。夜里我尿炕，大爹一边皱眉一边把自己干爽的褥子抽出来给我换；三爹把铜锣反过来当盆，给我烤湿裤子；五爹坐在门槛上，就着月光折纸飞机，每折一架，就念一句“小满飞呀飞”，然后轻轻从窗棂里扔出去。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他们第一次给我过生日。没有像样的面粉，二爹把玉米面蒸成黄黄的小窝头，顶端按一颗红枣；三爹用红纸剪了窗花，贴得满墙都是“倒福”；四爹用草药汁给我染了一条红头绳；五爹把怀表擦得锃亮，表盖里塞进一张小纸条——“小满生辰，五爹贺”。大爹没礼物，他把胡子刮得精光，把我举得老高：“以后每年今天，爹都给你当大马！”那天夜里，我枕着五爹的胳膊睡觉，怀表滴答滴答，脚链哗啦哗啦。火光把五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摇啊摇，像五棵永不倒的老槐树。我一年一年长高，青莽山的四季也跟着我换衣裳。大爹说，山里的风一年刮两次，一次刮半年，一次是春天，一次是春天在等我长大。春天刚到，山桃花开得炸眼。大爹扛着我去后山摘花，他让我骑在他脖子上，两只手护着我小腿，生怕松枝刮了我的鞋。“小满，你看，那是咱家的桃花。”“咱家不是在山里吗？

”“山也是咱的，花也是咱的。”他把我举过头顶，我伸手一抓，花瓣簌簌落在胡茬上，痒得他直打喷嚏。我笑得东倒西歪，他就原地转圈，像匹老马。下山时他舍不得把我放下来，一路扛回寨子，肩膀被我的鞋跟磨出两道红印。我趴在他背上数胡子，数到三十七根时，听见他呼噜声，原来边走边睡着了。夏天最热，蝉叫得人心慌。二爹在堂屋摆张矮桌，算盘珠子被他拨得噼啪乱响，像下暴雨。我光着脚丫跑过去，他把算盘倒扣，珠子全散在桌上，让我当玻璃球滚。“一颗珠子一个小愿望，咱小满要啥？”“要糖！

”他笑着从抽屉摸出麦芽糖，掰一小块放我手心。糖粘了灰，我吹了吹，塞进嘴里，甜得眯眼。晚上我赖在他床上不肯走，他把算盘珠子穿成两串，挂在我脚腕上，和原先的银链子叠在一起，一走叮当乱响。“以后听见这声，就是二爹在叫你回家吃饭。

”秋天第一场霜下来，三爹的戏瘾发作。他换上大红靠衣，在院子里翻跟头，铜锣当当响。

“丫头，来给三爹敲锣！”我抱着小锣追着他跑，他一个旋子落地，把我举到刀杆上。

刀背宽，我坐得稳稳当当。“怕不怕？”“有三爹就不怕！”他哈哈大笑，刀花一挽，风把我的刘海全吹立起来。三爹最爱教我唱《穆桂英挂帅》，他总说:"小满，女子也可保家卫国，征战沙场。”夜里我赖在他屋里睡，他把大刀横在门口，说：“刀守着，狼来也不怕。”我蜷在他怀里，听见他心跳咚咚，比锣鼓还踏实。冬天一下雪，四爹的小药房就成了我的窝。炭炉上咕嘟咕嘟煎着草药，满屋白汽。我趴在桌边，看他把当归切得跟纸一样薄。“苦不苦？”“苦！”他笑着塞给我一粒冰糖，甜得直眯眼。

我贪玩把手割破，他一边上药一边吹：“吹吹就不疼。”药味混着糖味，成了我记忆里冬天的味道。夜里我发烧，他整夜不睡，用酒给我擦手心脚心，擦一下念一句：“小满快好。”五爹薛执，原来是北平大学化学系最年轻的先生。

他上山时只带一箱书、一盒试管、一张全家福。别人练刀，他拿试管；别人擦枪，他擦烧杯。

我第一次见他，他在院子里搭了个简易实验台，用酒蒸馏、用硝石做冰。“小满，看——”他把无色液体倒进另一只试管，噗地冒出一股蓝火，我吓得直往后缩，他却笑得跟孩子似的，“别怕，这是焰色反应，漂亮吧？”我点点头，他便把试管递给我，让我也试试。我手抖，液体洒了他一手，他非但不恼，还夸我胆子大。后来，他把书一页页撕下来，折成纸飞机，写上我的名字，从山顶往下放飞。

“风会带着小满飞得很远。”我追着飞机跑，银链子在脚腕上哗啦响，他在后面喊：“慢点跑，别摔了！”飞机落进雪里，我趴下去捡，他也跟着趴下，两个人在雪地里滚成一团。夜里，他把我抱在膝上，用铅笔在书页空白处画小燕子，画完就教我念：“燕子来时，新社日。”我跟着念，口水把字晕开，他也不恼，干脆把那片纸撕下来，折成飞机，从窗口放飞：“小满，飞吧。”直至我七岁那年，第一次知道五个爹的来路——大爹萧峋，讲武堂第一名，军阀屠村，他一把马刀杀出来，刀口卷刃，上山落草。二爹林羡，镇上账房先生，东家勾结日本人抢粮，他一算盘砸过去，连夜卷铺盖上山。三爹赵擒虎，戏班武生，花旦被日本人当欺负，他抢了把刀砍了个鬼子，翻山而来。四爹沈慈，药铺少掌柜，日本人逼他写毒方，他一把火烧了药柜，背着药箱上山。

五爹薛执，北平大学化学先生，实验室被炸，妻女死在瓦砾下，他抱着一箱书、一盒试管上山，说：“要让炸药开花，也要让小满开花。

”他们原本是五条不相交的河，在青莽山汇成海，而我，是他们捡来的小鱼。吃鱼，他们挑刺；学走路，他们排成一排当扶手；生病，五个人轮流守夜。

有一次我发烧说胡话要星星，大爹背着我爬到后山最高的树，一颗一颗指给我看：“那颗最亮的是大爹，旁边闪的是二爹，再远的是三爹……”我迷迷糊糊数到第五颗就睡着了。醒来时，五个人横七竖八躺树下，露水打湿了胡子，可谁都没松手——他们怕我一翻身就掉下去。春日又来，桃花一开，我就八岁。银脚链短了一截，二爹又添了三颗新珠子，说是补上我新长的年岁。

我蹦蹦跳跳跑在前面，链子哗啦哗啦，像在和五个人的笑声打拍子。那一刻，风是软的，阳光是甜的，我还不知道，命运已经把刀磨得雪亮，就藏在下一页日历里。四零年，六月头上，山里的日头毒得能烙饼。我满八岁，正是狗都嫌的年纪，一天到晚跟在五爹屁股后头问东问西。那天晌午，五爹在灶台前蒸槐花糕。

石灶是去年新垒的，灶膛里松木劈啪作响，锅盖上扑出来的白汽带着槐花的清甜。

我踮着脚尖往锅里瞅，黄澄澄的玉米面里嵌着白生生的槐花，像撒了一把碎星子。

“再焖半刻就能出锅。”五爹拿筷子敲我手背，“小馋猫，烫。”我吐吐舌头，跑到院子里扯三爹的衣角：“三爹，一会儿我要吃三块！

”三爹正拿磨刀石噌噌蹭地磨他的大刀，闻言笑出一口白牙：“行，只要你不嫌撑得慌。

”话音还没落，头顶忽然传来嗡嗡的怪声，像有人把大锯条横在天上拉。我抬头，只见一只灰不溜秋的“大鸟”从山顶掠过，翅膀底下还画着红膏药。那声音越来越大，震得耳膜发疼。五爹脸色唰地变了，手里的锅盖“咣当”掉在地上。“趴下！

”大爹从屋里冲出来，像拎小鸡一样把我夹在腋下，几步蹿到灶台后面。几乎同一瞬间，“大鸟”肚子里掉下几个黑疙瘩，落地轰隆巨响，后山腾起一团火球，碎石混着泥土噼里啪啦砸在屋顶。我吓得大哭，五爹扑过来把我按在他怀里，我能听见他胸口咚咚咚地跳，比过年敲的鼓还急。灶台上的槐花糕被震翻了一锅，白糕滚进灰堆，五爹心疼得直抽气，那可是攒了好久的白面啊，却还是先捂住我的耳朵：“别怕，是打雷。”天黑透了，寨子里点起火塘。五个爹围成一圈，谁都没说话，只听见柴火炸开的哔剥声。我缩在五爹怀里，手里攥着一块被炸飞的槐花糕，糕上沾了灰，我舍不得扔，小口小口地啃。大爹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地图，摊在膝盖上，用松枝做的铅笔在上面画来画去。二爹的算盘今晚没响，他把珠子一颗颗攥在手心，攥得咯吱咯吱。三爹的大刀横在脚边，刀背映着火光，一跳一跳。四爹在捣药，药杵砸在臼里，声音又闷又重。五爹的手一下一下抚着我的头发，指尖有淡淡的槐花味。

“老五，你先说。”大爹开口，声音哑得吓人。

五爹吸了口气：“今天扔炸弹的是日本人的侦察机，下一回就是轰炸机。咱们这山头，保不住。”二爹松开掌心，算盘珠子哗地落了一地：“我下午下山打听，南边几个庄子被烧了，粮食全被拉走。日本人修炮楼，抓壮丁，连十三四岁的孩子都不放过。

”三爹一拳砸在地上：“跟他们干！老子的大刀好久没喝血了！

”四爹停下药杵：“可寨子里还有二十多户百姓，老的小的，跑不动。

”火塘里的火忽然爆了个灯花，映得每个人脸上都是一道亮一道暗。我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小声问：“爹，你们是不是要出远门？”没人回答我。五爹把我抱得更紧，下巴抵着我的头顶，我能感觉到他喉结滚动了一下。过了好久，大爹把地图折起来，塞进怀里，像是下了什么决心：“咱们是土匪，可土匪也是中国人。这山，咱们守；这命，咱们拼。但——”他目光落到我脸上，“得先把小满送走。”三爹急了：“送走？送哪儿去？

山下全是鬼子！”二爹捡起算盘珠子，一颗一颗往回放：“延安。老郑在那儿，能教小满认字，也能护她周全。”四爹点头：“孩子留下，咱们放不开手脚。

”五爹拍拍我的背：“小满，想不想吃山下的麦芽糖？”我眨巴着眼，想起去年赶集时吃过的麦芽糖，甜得粘牙，下意识点头。五爹笑了，可那笑比哭还难看：“那就下山，好好念书，学会了本事，回来帮爹爹们打鬼子。

”三爹别过脸，悄悄抹了一把眼睛。我那时候小，没看懂，只觉得气氛怪，往五爹怀里又缩了缩。第二天一早，五爹蒸了一锅新的槐花糕，黄澄澄的糕面上点了几颗红枣，说是“压惊”。我吃得满嘴流蜜，他们五个围着我转，像往常那样给我梳辫子、换新衣，可谁都不说话。大爹把他的旧怀表挂在我脖子上，表盖里贴着一张小照片，是他们五个在山顶的合影，背后写着“给小满留念”。

二爹把算盘最大的一颗珠子穿成坠子，挂在我手腕上：“数数用，别丢了。

”三爹把他的铜锣擦得锃亮，敲一下，声音清脆：“想三爹了就敲它。

”四爹塞给我一个小布袋，里头是各色药丸：“甜的补身子，苦的治病，别混了。

”五爹最后拿出他的钢笔，在我手心写下“薛执”两个字，又画了个笑脸：“见字如见人。

”我背着小包袱上马时，天刚蒙蒙亮。寨子口的槐花树开得正盛，风一吹，花瓣落在头发上，像给我戴了满头白花，像在送别。我回头，看见五个爹站成一排，大爹的胡子被风吹得乱飞，二爹的算盘抱在怀里，三爹的大刀杵在地上，四爹的药箱背在身后，五爹的手举得高高的，像平时跟我告别那样挥啊挥。“爹爹们，我很快就回来！”我喊。五爹笑着答：“等你放假，五爹给你蒸一大锅槐花糕。”马跑出老远，我回头，他们还站在原地，像五棵不会倒的树。

可我没看见，五爹的袖子湿了一大片，大爹的拳头攥得青筋暴起，二爹的算盘珠子掉了一颗，滚到草丛里再也找不到。我抵达延安那天，黄土漫天，风卷着沙粒抽在脸上，生疼。

来接我的是大爹的老战友郑叔，一个缺了半只耳朵的粗壮汉子。他把我从马上抱下来，像抱一袋面粉，掂了掂，皱眉：“咋这么轻？山上那五个糙老爷们不给你饭吃？

”我抿着嘴不敢哭。脚腕上的银链子哗哗响，像是替五个爹回答：他们恨不得把星星摘下来给我吃，可星星摘不到，只能给我槐花糕、野蜂蜜和铜锣声里的《长坂坡》。识字班设在城外的窑洞里，一排土炕，二十来个孩子，大的十三四，小的才五岁。炕上铺着麦草席，翻身时沙沙响，像山风掠过松针。我分到最里边的位置，挨着窗，窗外是一棵瘦巴巴的枣树，枣子青得发苦，和我心里的滋味一模一样。第一晚，我把包袱枕在头下，包袱里装着五爹的怀表、大爹的合影、二爹的算盘珠、三爹的铜锣、四爹的药袋。我侧着身，一样一样摸过去，像在摸五个人的脸。怀表滴答，算盘珠冰凉，铜锣带着微微的腥甜——那是三爹的血锈。摸到药袋时，指尖触到一粒硬糖，四爹说过：“苦就咬糖。”我把糖含在嘴里，甜味化开，眼泪也化开了。第二天正式上课，老师是个剪齐耳短发的女同志，姓李，说话带着南方口音。她让我们自我介绍。轮到我时，我站起来，脚腕的链子哗啦一声，像山涧里炸了冰。“我叫小满，从青莽山来。”话音未落，底下哄地笑开了。一个瘦得像麻杆的男孩咧着嘴：“青莽山？土匪窝！

我娘说土匪专抢小孩炖汤！”我的脸烧得发烫，手指下意识去摸怀表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