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还记得母亲常说，我与她是有缘的。她说怀我时几次险些保不住，山里的郎中都摇头说算了，可她偏不。最终我挣扎着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家中的第二个女儿。

这份“缘”，成了我童年里最常听到的词，却也是我最看不懂的谜。八岁那年的一场高烧，烧毁了我七岁前的所有记忆。医生说这是罕见的暂时性失忆，或许永远无法恢复。我想，上天或许是故意的，它收走了我可能拥有过的温馨画面，只留下支离破碎的片段。

我记忆的起点，是快7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坐火车前往新市的情景。

绿皮火车嘶鸣着进站，喷出的白雾模糊了站台上送行人的脸。姐姐紧紧攥着父亲的衣角，我则扒着车窗，看外面飞速后退的村庄和田地。“新市很远吗？”我问。父亲没回头，只“嗯”了一声。姐姐小声补充：“妈妈说那里很大，有好多车和高楼。

”我其实想象不出“好多车和高楼”是什么样子。我的世界里只有村头那棵老槐树，夏天知了没完没了地叫，爷爷坐在树下抽旱烟，烟圈一圈圈散在空气里。

但这些画面也已经开始模糊，像被水浸过的墨画。火车颠簸了整整一天一夜。夜里我睡不着，看窗外零星灯火划过，像坠落的星星。姐姐已经靠在父亲腿上睡着了，父亲的手无意识地轻拍着她的背。我没有睡意，也不敢动，生怕打破这片刻的安宁。

到达新市时是凌晨，天灰蒙蒙的。出站口人山人海，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，我紧紧抓住父亲的衣角，生怕被这陌生的人流冲散。母亲在出站口等我们，她看起来比记忆中瘦了许多，眼下的乌青即便在昏暗的光线下也清晰可见。

她一把抱住我和姐姐，我闻到她身上陌生的洗衣粉味，不像从前那种淡淡的皂角香。

“孩子们都累了，先回家。”父亲说。母亲点点头，眼睛却一直没离开我和姐姐的脸。

所谓“家”，其实是小姨的住处。小姨刚生完孩子，请了个保姆。小姨家不大，我和姐姐挤在客厅的一张折叠床上。保姆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眼角下垂，看我们时总带着审视的目光。“又多两张嘴。”我听见她对小姨说。

小姨叹气：“我姐这不是难处吗？暂时住一段。”父母开始早出晚归，到处找活干。

小姨一家也忙，家里最常见的就是那个保姆和她怀里的婴儿。有时我和姐姐放学回来，会发现门被反锁了，只好坐在楼道里写作业，等有人回来。有时饭不够，保姆就先紧着自己和小姨的孩子，我和姐姐只能分到一点剩菜剩饭。“妈，我们能不能换个地方住？”一天晚上，我小声问母亲。她正帮我缝补校服上的扣子，闻言手一顿，针尖刺破了手指。“暂时委屈一下，爸妈找到好活就接你们走。

”母亲口中的“好活”迟迟不来。因为年龄问题，我上不了小学，只能去读学前班。

更让我恐惧的是，那是个寄宿制学校。不到七岁，我开始住校。那是个没有亲人的陌生地方，围墙高耸，铁门沉重。送我去的那天，母亲给我买了个新书包，粉色的，上面印着小白兔。

“要听话，好好学习。”母亲说。父亲摸摸我的头：“一个月后就来看你。

”老师们在父母面前很温柔，笑着夸我乖巧。但他们一走，老师的笑容就消失了，换上一张我读不懂的脸。宿舍里住了八个孩子，有的整夜哭着想家，我则睁着眼睛看天花板，数上面的裂纹。周末，本地孩子都被接走了，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外地孩子。校园空荡荡的，风穿过走廊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像是谁的哭声。我最期待每月父母来看我的日子。

他们会带一袋水果，有时还有一小包糖果。问的都是学习怎么样，听不听话。我总是点头，说很好。半小时后，他们就要离开，说还要去干活。有一次，我拉着母亲的衣角不肯放。

“能不能带我走？”母亲眼圈红了：“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能回家了。

”父亲掰开我的手：“要懂事。”他们走了，我站在校门口直到天黑。生活老师来找我，语气不耐烦：“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哭丧着脸给谁看？”那一年，我学会了叠被子，自己洗衣服，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哭。梦里常常出现一扇门，我拼命敲，却没人开。

终于上了小学，我没能和姐姐一个学校。母亲每天接送我，她骑一辆二手自行车，我坐在后座上，搂着她的腰。那是我最安心的时刻，虽然短暂。一天放学，母亲没来。

班主任陪我等了半小时，终于不耐烦了：“你妈妈是不是忘了？”我摇头：“她一定会来的。

”最后班主任打电话得知，母亲临时有急事，让父亲来接我。可是父亲也没来。天色渐暗，班主任只好先回家，让我在校门口等。我站在那儿，看路灯一盏盏亮起来，像一只只突然睁开的眼睛。校门口的人越来越少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。父亲忘了。

这个认知像冷水一样浇透了我全身。我不知道小姨家的具体地址，只记得大概方向。

犹豫再三，我开始朝那个方向走。新市的夜晚与山村完全不同，到处都是灯光和车辆，喇叭声此起彼伏。我迷路了，越走越陌生。天黑透了，我又冷又饿，坐在一个公交站台下，我没有哭，就沉默的坐着。一对年轻男女走过来问我怎么了。“我找不到家了。

”我哽咽着说。“你知道家在哪里吗？”姐姐问。我摇头：“我只知道小姨叫刘美兰。

”他们带我吃了碗面，然后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。警察叔叔很和蔼，问我知不知道父母的电话，我又摇头。“那你知道自己叫什么吗？”警察问。“我叫林晓月。

”我说，“我姐姐叫林晓星。”警察做了登记，让我先在值班室休息。我缩在椅子上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梦里又出现了那扇门，这次门开了条缝，但里面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父母那边直到晚上九点才发现我不见了。他们找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，最后报了警。

接到电话时，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。他们赶到派出所时，我正捧着一个警察阿姨给的热牛奶小口喝着。母亲冲进来一把抱住我，哭得说不出话。

父亲站在一旁，脸色苍白。“是这孩子父母吗？”警察问。我抬头看着他们，突然不想说话。

那种莫名的抗拒让我闭紧了嘴，只是低头看着手中的牛奶杯。“晓月，是爸爸妈妈啊！

”母亲摇着我的肩膀。最终确认了身份，办完手续，他们带我回小姨家。一路上，没人说话。

姐姐在家门口等着，看见我就跑过来紧紧拉住我的手。那晚，我听见父母在阳台上吵架。

“你怎么能忘了接孩子！”“活多累死了，哪记得住这些...”后来，我转学到了姐姐的学校，每天和她一起上下学。姐姐总是牵着我的手，过马路时格外用力。

我们依然住在小姨家，保姆还是那个态度，但至少，有姐姐在。有一天，父亲突然说要带我们回老家。我很高兴，因为可以见到爷爷了。但母亲不跟我们一起回去，这让我困惑。“妈妈为什么不回去？”我问姐姐。姐姐摇头：“不知道。

”母亲送我们到车站，眼睛红肿。她塞给我和姐姐每人一包饼干，嘱咐我们要听话。

火车开动时，她站在站台上一直挥手，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。回到老家的感觉熟悉又陌生。

爷爷还是老样子，坐在槐树下抽旱烟，见我们回来，只是点点头，继续抽烟。几天后，我整理行李箱时，发现了一份文件。纸张有些发黄，上面赫然写着“离婚协议书”几个大字。

我虽认不全所有字，但足够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原来父母早就离婚了。

原来那些争吵和分离都有了解释。我坐在行李箱旁，一动不动，直到姐姐进来找我。

“怎么了？”姐姐问。我默默递过那份文件。姐姐看了一眼，脸色顿时白了。

她迅速把文件塞回原处，拉着我走出房间。“别告诉任何人我们看到这个。”姐姐低声说。

我点头，心里却像是破了个大洞，冷风呼呼地往里灌。我和姐姐留在了老家，因为学籍问题，我不得不重读一年级，姐姐也留了一级。不久后，父亲去了另一座城市工作，说是赚钱供我们读书。家里早就分家了，爷爷跟着我们家，奶奶跟着小叔一家。

小叔家有两个儿子，婶婶很凶，总是找各种理由骂我和姐姐。弟弟哭了，骂我们没看好；饭菜咸了，骂我们手笨；甚至天气不好，也能骂到我们头上。奶奶喜欢孙子，父亲也是，家里人大都如此。我和姐姐被欺负，在大家眼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。

但还好有姐姐。每次婶婶骂人，姐姐总会挡在我面前。晚上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，她会轻轻拍我的背，像母亲曾经那样。父亲走后，爷爷照顾着我们。他看起来严肃，不爱笑，但会在晚上我玩累了背我回家，会在我生病时焦急地找土医生，会笨拙地为我们做饭。

他的饭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，但热乎乎的，吃下去心里踏实。我开始每晚做奇怪的梦。

梦里有时漆黑一片，我大声喊却发不出声音；有时站在高处，脚下万丈深渊；有时又会回到那辆绿皮火车上，不知开往何方。每天早晨醒来，眼睛都肿得睁不开，枕头湿漉漉的。渐渐地，我学会了在大人们面前扮演爱笑、阳光开朗的乖孩子。当他们夸我懂事时，我心里没有任何感觉，就像在听别人故事。六年级时，我换了学校，很远，需要住校。

父亲特地回来送我，他给我买了很多东西：新书包、新文具、甚至还有一个漂亮的铅笔盒。

报到那天，父亲帮我铺床，嘱咐我要好好学习，听老师的话。他看起来老了许多，鬓角有了白发。临走时，他塞给我一些零花钱，犹豫了一下，轻轻抱了抱我。

“有事给爸爸打电话。”他说。我点头，看着他走出校门，消失在人群中。那一刻，我想父母或许是爱我的，只是没有那么爱而已。这种“不够爱”像一道无形的鸿沟，横亘在我与这个世界之间。住校生活并不比小时候好多少。夜晚，当宿舍里的灯熄灭，我仍会睁着眼睛看天花板，数上面的裂纹。有时我会想起母亲，想起她身上的皂角香，想起她红肿的眼睛；有时会想起父亲，想起他粗糙的手掌和鬓角的白发。学期过半时，母亲突然来看我。她瘦了很多，眼睛深陷，却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亮。她带我出去吃饭，点了许多我爱吃的菜。吃饭间隙，她时不时摸摸我的头发，我的脸颊，仿佛确认我是真实存在的。“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。”她突然说。“哪里？”“南方，赚钱供你和你姐读书。”我低头扒饭，没说话。我知道她又会离开，就像从前一样。临走时，母亲塞给我一个信封：“需要什么就买，别省着。”她抱了抱我，这次很久很久。“晓月，妈妈爱你，永远记得这点。”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说爱我。母亲走后，我打开信封，里面有一沓钱和一封信。信很短，只有几行字：“晓月，妈妈对不起你。有些路不得不走，有些人不得不放手。愿你长大后，能明白妈妈的难处。”我没有哭，只是把信折好，塞进铅笔盒的夹层里。那天晚上，我又做了梦，梦里终于推开了那扇门，门外是一片茫茫白雪，干净得刺眼。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，我像个游魂般穿梭在教室和宿舍之间。父亲偶尔打电话来，问的都是成绩；母亲杳无音信，只有偶尔汇来的生活费提醒着我她的存在。姐姐上了职高，学美容美发。她说要早点工作，减轻负担。我们见面次数越来越少，但每次见面，她还是会像小时候那样，轻轻拍我的背。

高考前夕，父亲突然回来了。他说这次会陪我直到考试结束。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房间，他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，虽然依旧不好吃。考完最后一科出来，父亲等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瓶冰镇饮料。“辛苦了。”他说。我接过饮料，突然发现他已经比我矮了半个头。

成绩出来那天，我考得不错，能上一所不错的大学。父亲高兴得多喝了几杯，醉眼朦胧中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爸爸对不起你和你姐。”那是他第一次道歉，我没有回应，只是默默抽回了手。大学录取通知书来的同时，母亲的消息也来了。她再婚了，对方是个南方商人，她说愿意支付我全部的大学费用。我没有接受，申请了助学贷款。

大学生活忙碌而充实，我努力读书，参加社团，交朋友。表面上，我和其他年轻人没什么不同，甚至更加开朗活泼。只有我知道，内心深处某个地方始终冰封着。我谈恋爱，又分手；交朋友，却总保持距离。

像是本能地在情感周围画下一个圆圈，不准任何人越过。大三那年，爷爷过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