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 夹汤的烧饼天空灰蒙蒙的，那么肃穆和清冷，好像整座城市都褪了色，沙砾抹过的楼房一座座矗立在街道两侧，也看不到屋顶，连路边飘着的塑料袋都像蒙了层煤烟，辨不出原本的颜色。

风裹着煤渣子和汽油味往鼻子里钻，脚下的路到是平坦，自行车轮碾过路面，还能带起些黑色的灰，混着远处集市的叫卖、汽车喇叭，把耳朵填得满满当当。

父亲的自行车在前面晃，弟弟蜷在车后座，两只小手揣进父亲的大衣兜里，冻红的脸蛋贴在父亲的后背上。我跟在后面推着弟弟往前跑，呼出来的白气刚飘到眼前就散了，裤脚灌进的风像小刀子，割得腿肚子发紧。

父亲突然停下车，回头时眼角的皱纹都扬着笑，“今天给你们买好东西！”语调很高，像是要故意压住市场的嘈杂，其实街上的声音倒也不需要这么大嗓门。我和弟弟都愣了。

路边的烧饼炉冒着热气，焦香混着卤肉味飘过来，我使劲吸了吸鼻子，那是只有过年炖肉时才有的香味。圆鼓鼓的烧饼，正被老板用铁夹子夹起一个，往里面塞得冒尖的肉末——原来烧饼里还能夹肉？我盯着那油亮亮的肉馅，心脏“咚咚”跳得发慌，连冻得发僵的手指都热了起来。“老板，要一个夹肉，一个加汤，一共两个。”父亲从怀里摸出皱巴巴的钱，指尖还沾着工地上的水泥灰。

我没懂“加汤”是什么，只盯着那夹肉的烧饼，咽了咽口水。老板手里的铁夹子顿了一下，抬眼扫了扫父亲，又看了看我和弟弟，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皱，却没多问，转身从旁边的锅里舀了勺热汤，倒进另一个刚烤好的烧饼里，用塑料袋裹了两层。递过来时，父亲先把夹肉的那个塞给了弟弟。弟弟接过来就咬了一大口，肉粒顺着嘴角往下掉，含糊地喊：“哥，你看！”我手里的烧饼轻飘飘的，拆开一看，里面的烧饼平平的，咬下去时只有面香和淡淡的汤味，没有一点肉星子。喉咙突然像被什么堵住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我赶紧低下头，把脸埋进衣领里——风还在刮，煤烟味还在飘，可嘴里的烧饼却烫得人舌尖发颤，那点汤味混着饼香，竟比过年时的馒头还好吃。

父亲应该看得出我的委屈，“赶紧走！”却一脸嫌弃的催促着。

我没注意肉夹馍老板是否在注视着我们，我只知道赶紧走。这是我从老家来市里的第三天。

也是失去“留守儿童”身份的第三天，以前在村里，我每天坐在门槛上等父母回家，现在跟着父亲跑在这灰蒙蒙的街上，手里攥着一个没有肉的“加汤”烧饼，忽然觉得，这城里的风，好像也没那么冷，但也绝不热烈，我想爷爷了。跟着爷爷在农村，作为六七岁的娃娃，总逃不过别人的打趣，一般就两个问题：一是“你爸妈啥时候回来？

”二是“你爸妈偏不偏老二？”偏就是偏爱的意思。成年人总是拿爱来作比较，两个亲儿子也要比出个高低，可能80年代这种风俗更盛吧。对于这两个问题，我的回答永远都是“没回来！不偏！”发问的人也总是哈哈一笑，不给答案，直到现在我都在怀疑这个答案对不对。“不偏”是母亲告诉我的答案，我感受的未必，但“亲生的”又给这个答案加了个保障。我、弟弟、父母，一家四口住在父亲20平米的职工宿舍里。推开那扇摇晃的安全门，墙角的煤炉烧得通红，窗户玻璃上凝了层雾，我把书包往吱呀响的旧木桌上一放，径直拖了张小板凳，坐在煤炉边的阴影里，眼睛盯着地面上冻裂的水泥缝，一句话也不肯说。父亲跟着进来，反手带上门，沾着水泥灰的外套没来得及脱，就搓着冻红的手站在我跟前。他面无表情，打小就害怕这张脸，声音里带着刚从工地上回来的疲惫，又掺着点压不住的不耐烦：“耷拉着个脸干啥3？不就是个夹肉烧饼吗？你都多大了，让着老二吃个夹肉的，又能怎么样？”他的话像根细针，一下扎破了我憋了一路的委屈。

我都没说啥，他反倒来劲了，眼泪一下子再也无法止住，喉咙里堵得发疼，明明心里有好多话想说—要么买两个加汤的烧饼，要么买两个夹肉的烧饼。

干嘛非要一个夹肉，一个加汤？可惜说不出来，却只剩断断续续的抽噎，半句话都道不出来。

母亲正好从灶台边转过身，手里还拿着擦碗的破布，围裙上沾着星星点点的粥渍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，又低头擦了擦手里的碗，声音平淡淡的，没什么起伏：“别哭了，锅里还有粥。”说完就转过身，继续去搅锅里的粥，木勺碰着锅底，发出“哐当哐当”的响，再没多问一句。我咬着嘴唇，把眼泪憋回去，弟弟正坐在床沿上，小口啃着剩下的夹肉烧饼，肉末粘在他的嘴角，他却浑然不觉，一句相让的话都没有，六七岁的他真不懂吧。

我那年九岁，刚上四年级，从老家的土坯房转到城里的砖瓦房才三天。以前在村里，一个煎饼，爷爷都是一人一半，可到了城里，一个夹肉烧饼的分量，都成了“该让着弟弟”的理由。那股委屈堵在心里，慢慢发酵成一种说不清的念头：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要离开这里，扔掉永远分不均的烧饼，离开这连哭都得不到安慰的家。我对我的父亲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，他严格、傲娇、固执己见。2 我的父亲我们家算不上书香门第，却也是村里少有的“识字人家”，往上数几代，祖辈都能捧着书本念几句，爷爷更是村里最早的党员之一，是村民们尊敬的“老书记”。到了父亲这辈，70年代初的农村，多数人家还在为吃饱饭发愁，能供孩子读完初中已属不易，父亲却一路读到了高中，从小就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那时的父亲，确实有傲娇的资本。

可谁也没料到，读到高二那年，父亲突然把课本往桌角一摞，跟爷爷说“不想念了，要去城里闯”。那是70年代末，改革开放的风刚吹到农村，多数人还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，“进城务工”还是个新鲜词。父亲却铁了心，背着铺盖卷挤上绿皮火车，成了村里第一批“吃螃蟹”的人。他运气好，也凭实力——高中学历在当时的务工人群里算是“高材生”，没费多少劲就进了市里的建工集团，成了有正式编制的工人。更让父亲惊喜的是，单位正好再招募一批项目经理，明文写着“高中及以上学历可评”。他攥着这个机会，让人捎信给老家的爷爷，“赶紧帮我办张高中毕业证，有了证就能当经理！

”也不知道是捎信的人信息传递有误，还是父亲没表达清楚，总之父亲最终收到的不是烫金封面的毕业证，而是村里中学开的一张“毕业证明”，上面用毛笔写着“兹证明某某某曾就读于某高中，完成学业”，盖着个模糊的红印章。

父亲拿着证明跑去找领导，手都在抖，可领导扫了一眼就摇了头：“我们要的是教育局发的毕业证，这证明不管用。”一句话，把父亲的希望砸得稀碎。最终，项目经理的位置给了别人，他只得了个材料员的岗位，每天扛着账本清点钢筋水泥，从早忙到晚，再也没提过“当经理”的事。

这事成了父亲一生的遗憾，后来他跟我们提起时，总爱摩挲着当年那张证明，语气里带着说不清的怅然：“要是那时候能把证办对，日子能不一样。”可即便如此，他在村里依然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——靠着材料员的岗位，他在城里稳住了脚跟，把我和弟弟、姐姐陆续接到身边上学，又攒钱把老家的土坯房翻盖成了砖瓦房，